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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记载说，她是在备受酷刑、精神失常之后，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绝食而死的，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温睿临的《南疆遗史》）。
总之，这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
信任危机
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真正的妃子。既然童妃是真正的妃子，那么，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对于弘光皇帝来历的怀疑了，从而引发了南明王朝最严重的一场。
人们不禁要问，弘光皇帝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拒绝承认童妃的身份呢？是不是他有难言之隐？或是怕她看出什么破绽？南明王朝，从官到民，从朝到野，不少人心里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把当初迎立福王时的种种蹊跷联系起来了。据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急于拥立新君，曾与幕僚密谋，拥立藩王，抢得头功，这样以后朝廷的事情才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挟其私心，马士英便派其私人顾问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就这样，福王被马士英接在营中，能证明福王身份的，也仅仅是一个王侯的印玺。
人们普遍推测，其实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因为福王从许州出奔之后，有好几个月时间，他的履历行状记载不详。自然也不排除有不逞之徒，杀死福王夺得印玺，从而冒名顶替福王，承继大统。因为皇位这个东西，金光灿灿，十分诱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豪杰枭雄，拼却了性命都不可得，而仅凭一个王侯的印玺，就可轻而易举唾手得到，天下没有比这种风险更值得一冒，更有价值的了。这样一个冒名顶替者，自然难以逃过曾经是他亲密爱人的妻子的法眼。
当时的东林复社党人鼓动最力，他们得知童妃下狱后，如获至宝，大造舆论。他们质疑弘光皇帝的合法性，闹得朝野一片喧哗。在他们看来，福藩继统，就等于承认自万历以来，他们在残酷的党争中是最后的失败者。东林复社党人自然不承认这种失败，正像童妃案给阉党一派提供机会一样，也给东林复社党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童妃事件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弘光朝廷越描越黑，朝野上下，都认为童妃是真的。这事一直折腾到南明小朝廷覆亡，才算罢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邹太后不出来证明一下真伪呢？在此引用二则古人的记述，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一则是黄宗羲的记载：“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与此大同小异的，是林时对在《南都三大疑案》的记载：“（弘光）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同享富贵。”
有以上史料可知，太后明知是假，但为了富贵和性命，只得保守秘密。那么人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如法炮制，反正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完全可以做童妃的工作，也让她守口如瓶，不去戳破，从而拥有皇后之名，岂不两便？这你就不清楚后宫斗争的血腥了。况且弘光是一个苟且偷安、追求享乐的人，而后宫佳丽历来善妒，认下童妃，就等于自己成了童妃手中的人质，还能为所欲为？而最干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杀了童妃，如此方可永绝后患。
总之，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了重大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东林党人言之凿凿，断定弘光帝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而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 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居心叵测，是古来大奸。弘光皇帝和马士英一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展开反击。于是，朝中党争前所未有的激烈起来。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就在这种内耗中，亡国无日了。
党祸之争
当初，马士英以定策元勋自居，独揽朝中大权，也不把精力放在抗击闯军和清军之上，而是用在排挤异己上。他首先打击史可法，史可法只得离开南京督师扬州。而后又把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排挤出朝。与此同时，他起用魏阉党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等职。马士英的倒行逆施之举，遭到了朝中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以及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
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唯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首先，阮大铖把从北京南下的东林党人说成是叛徒，并且鼓动江南士民对他们的激愤，还禁止他们进入南京。史可法在扬州得知情况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做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南明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 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南下干部受到怀疑并被严惩。这种状况使得这些老干部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覆亡。
其次，阮大铖还为魏阉翻案，重颁《三朝要典》，兴起大狱，罗织清流。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使东林党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东林党人在道义上获得了民间的支持，对阉党的威胁继续存在。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童妃案，马士英认为是天赐良机，就想借此机会再一次搬倒政敌。所以一改起初对童妃的支持态度，把她变为打击对手的利器。他令司法部门深挖此案背后的主使人及附和者，意欲再兴冤狱。
这样，陈潜夫就以参与了童妃的“阴谋”而首当其冲了。因为陈潜夫与东林党人关系很好，而东林复社人士依附镇守重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而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向来来往密切，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他们互为声气，文攻武卫，这就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
小小的童妃案为阉党和东林党人同时提供了一个借口，童妃的真伪与否，成了左右朝廷的关键。
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这样，就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产生了摩擦。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没有得逞，他又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这个来自贵州的越其杰，曾是同知，因为贪污而被流放。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起初，越其杰得到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的支持。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南阳全境。当萧应训之子萧三杰向越其杰报捷时，越其杰反指责他们父子是土匪。因此，当越其杰通过南阳时，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城门以示抵制。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南阳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和利益的再分配，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此时童妃案发，童妃案就成了马士英搞掉陈潜夫的棋子，童妃的真假此时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童妃必死。而作为童妃发现者号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牵连，他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马士英、阮大铖为防左良玉，调江北四镇兵力西守。而使北方空虚，直接把河南、安徽暴露在清兵的兵锋之下。弘光元年即1645年初，宁南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浮江东下，同东林、复社党人遥相呼应，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马士英派黄得功抵御。清军趁着南明朝廷内乱，于1645年旧历四月，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兵攻打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率众死守，损失惨重。史可法急忙向弘光小朝廷求援，弘光帝忙于内斗，无暇北顾，对他不理不睬。终因寡不敌众，于1645年4月25日，扬州沦陷，史可法殉难。清军对扬州进行了10天血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这才着急起来，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唯知饮酒作乐。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直扑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均逃走，后均被清军俘杀。朱由菘也慌忙收拾起行装，不做任何抵抗，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从通济门潜出，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黄得功内心虽不胜感慨，但仍决定以愚忠报国。第二天，清军追到，黄得功安排朱由菘与爱妃避入船中。自己率部与清军展开水战，不幸被冷箭射死。其部将田维、马得功谋劫朱由菘及其爱妃，降清邀功。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菘的双脚，生怕他跑掉。朱由崧痛哭流涕，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他便撕咬田雄的脖子，以致血流满衣。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次年5月，以“谋为不轨”之罪，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年仅39岁。
朱由崧少年膏粱，以乃父的享乐主义至上的主张为主张，只可惜刚刚转入盛年，就突遭变故，只得南北流窜。昔年的钟鼓馔玉生活对他来说，成了渐行渐远的一场春梦。绝望是难免的，在乱世能够苟全性命，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奢侈了。谁能料到这个破落王孙，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得以登上庙堂。而此时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渴求，算是撞上了突破口，一如喷泉上涌，释放出了它的最大峰值，使他迫不及待的、不顾一切的要挥霍自己，似乎要用这种加倍的努力把先前的所有损失都补偿回来，这里边或许多少有对自己在落魄中饱受冷眼的恐惧与轻视的报复，以及对前程未卜的不自信。一日快活胜百年，至尊无上的皇权宝座，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恢复本该曾有的温柔富贵的工具而已。他只知道享乐，所以才有童妃的悲剧。而他在醉生梦死之中，也浑然忘却了在风光无限的权力背后所隐藏的重重杀机。南明小朝廷的昏君佞臣们从一开始出演的就是一出闹剧，同时也是悲剧，在秦淮河畔香风细雨的浸淫中，他抵挡不住南京城外北来的寒风，只能成为遗落于历史夹缝中的宿命的叹息，戛然落下它畸形的黑暗的帷幕。
边地鬼魂：皇后王氏的烈女本色
南明三朝，在南京的弘光政权和在福州的隆武政权，是前后脚跟着建立的短命王朝，维持都不足两年，就相继覆灭了。之后的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拥立为帝，建立了永历政权，前后维持了16年，算是长的了。就在他于广东肇庆称帝的同时，隆武帝的弟弟朱聿粤也在广州称帝，建元绍武。永历和绍武两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不知危殆，为争所谓的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内讧不已，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趁此机会，明朝降将佟养甲、李成栋率清军突袭广州，一举端了绍武政权的老窝，绍武帝和聚集在广州的所有皇族尽被屠戮。绍武政权仅存在了40天，因此，史家只把它列入隆武余绪，并不另计为一朝。永历帝闻讯大惊，1647年1月下旬，永历帝先抵梧州，又逃桂林……永历政权基本上是一个流浪性质的政权，它的历史就是不断逃跑的历史。从建元之初，就不停的逃跑，一直到王朝寿终正寝，从未间断过颠沛流离。受尽风寒，历尽磨难，处境极为险恶。没有稳固的辖区不说，文臣用奸，武臣以力，党同伐异。名义上所拥有的军队也是来源不齐，鱼龙混杂，心怀异志。更多的是借用其名号而已。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严重的贫血状态，但相比而言，南明三朝中，永历朝还算是较有格致的，朱由榔本人较有道德形象，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他所册封的王皇后，在历史上也有令名。如果不生逢乱世，也是一对模范夫妻。在朝廷存亡的关键时刻，显得很有主见。可惜她生不逢时，南明政权始终在动荡不安中苟延残喘。她也因此终生流亡，备尝艰辛。死后既没有谥号，也没有隆重的葬礼，甚至没有墓穴，连一个平民死时应得的荣耀都不具备。悲夫！
末世皇后
永历帝朱由榔皇后王氏（？～1662），浙江人。父王略，官粤量郡守，封长洲伯。王氏作为，命运自然是很悲惨的。她比较有德容，又出身大家，受到了很好的儒学传统教育，平素沉静文雅，待人谦逊。她总持内政，处事得当，滴水不漏，朱由榔的大小事悉听她决断。朱由榔（公元1623～1662年）是桂王朱常瀛子，明神宗朱翊钧孙。袭封桂王，崇祯年间受封永明王，王氏随之被封为王妃。清兵入关后，她随朱由榔流徙广西，居于梧州。隆武二年（1646）九月，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来，两广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和吕大器、陈子壮等人商议，认为桂王朱由榔血缘最近，应该继承帝位，遂拥立桂王监国。
但朱由榔的嫡母马太妃却不同意，认为朱由榔无治国之才，希望大臣们另选贤能。群臣们说：国家存亡在即，太妃应以社稷为重，不应过多考虑个人得失。况且永明王妃令名在外，妻贤夫少差错。外有效命的将士，内有贤内助，何愁祖宗大业不兴？说得马太妃不知如何对答。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隆武二年冬十一月，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尊母亲为皇太后，册封王氏为皇后。这样，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建立了，这也是南明几个小朝廷中坚持最久的一个，前后达16年之久。
乱世中建立的小朝廷自然是风雨多艰。
永历元年（1647）春，孔有德、耿仲明率领清军向湖南进攻。何腾蛟的部将刘承胤却放弃湖南，率部进入桂林，名义上是要拱卫皇室，实际上是想挟天子以自重。他们把永历帝等皇族胁迫到了湘西山区的武冈，改武冈为奉天府，作为当时南明的首都。刘承胤独揽了朝中的大权，号令天下。末世帝王的悲哀，就是命运不能由自己支配，它掌握在权臣之手，只能听其摆布。其凄凉的意绪，胜过普通人何止千倍。永历帝也曾与王皇后商议，联络义军勤王，但终无可信任之人而作罢。同年七月，清兵连破常德、宝庆，直犯奉天府。刘承胤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势，感到大势已去，永历帝已毫无利用的价值了。于是就想着把永历帝作为效忠清廷的一份厚礼，暗中派人与孔有德联络。双方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刘承胤想要利益的最大化，而孔有德要挟胜利之威，建全胜的武功，以期拖延时间彻底消灭义军。双方各怀鬼胎，一时没有谈拢。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皇后贤淑的好名声起了作用。刘承胤军营中有一位小校，曾得到王皇后的帮助，就设法把这消息透露给王皇后身边的一个太监。王皇后急忙与永历帝一起，率领宫中护卫加强防御，一边寻找机会仓皇出逃。路上又遇暴雨，风狂雨骤，一行人像落汤鸡一样，狼狈不堪，叫苦不迭。对前途的灰心和失望，笼罩着这只逃难的队伍。王皇后虽在高烧中，但神色自若，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不断的鼓励大家，把茫然无措的队伍安排得井然有序。她一面派人四处找寻食物，一面联络勤王的武装。在湘桂边界碰上了前来迎驾的明总兵商丘伯侯性，帝、后一行人如在幽暗的岩洞见到光亮，陡然长了精神。侯性先把他们接到苗区，后奔往柳州。那时，瞿式耜一直在广西作战，成为抗清的一支劲旅，使桂林这一大本营得以保全，桂林未失，广西的大部地区也免于陷落。瞿式耜得知永历帝南来，就派兵把皇室宫眷迎回了桂林。一时之间，桂林成了稳定永历政权的基础。
在逃难前后，王皇后的镇定自若，有胆有识，处惊不乱的风范，给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人们也从心里佩服王皇后谋略过人，也极大的坚定了人们对永历政权的信心。动荡的生活中也有爱情，永历二年（1648）三月，王皇后生下了儿子慈恒，永历帝宣布大赦天下，以为小皇子贺。
南明政权移至桂林后，清廷加紧了穷追猛打的攻势。王皇后为激励士气，亲自来到前线，带头把后宫积存的粮食、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