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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看到这一切，文绣的心就如同针扎刀割一样的难受，整个人都像坠入黑暗的深渊。
流寓津门
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
后妃生怨
天津是婉容成长的地方，乃是她熟悉的世界。出宫后的婉容行动自由多了，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婉容追求时髦，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文绣见了，也想把头发剪成短发，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溥仪那天高兴，痛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这证明文绣对溥仪还是非常在乎的。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使贫家出身的文绣心里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暗暗较劲，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一有出宫的机会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与下馆子，便成了溥仪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孤零零地丢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及不少游乐场所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文绣愈是深深感到孤独和痛苦。
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每次都与婉容对饮大嚼，而不让文绣上桌，文绣活像个受气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仿佛她是这个家里一个多余的人。连溥仪的妹妹们在静园聚餐，文绣也不得靠前。据七格格韫欢说：她只能偶尔望见文绣“无声的侧影”，“就连搭话的机会也不可得了”。可以想见，婉容越得意，文绣越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遂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而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
那几年，溥仪与租界地的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收到各国驻津领事形式不同的邀请。那些鲜红而又烫金的漂亮请柬，无一例外地都写着恭请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出席阅兵典礼、晚宴、婚礼和舞会等，优哉游哉，快乐非凡。文绣则像个局外人，似乎永远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
如果说拘于礼仪和囿于尊卑，文绣才不得升堂入室，那么溥仪向臣下、亲族颁赏，文绣应该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查阅溥仪在1926年一年内的赏赐纪录，在受赏的人员中，有前清的老臣；有现职的军阀……甚至太监们也一个个都有赏赐，唯独文绣没得过任何一样物件的赏赐。当婉容今天拿了御赐的首饰，明天拿了皇帝赏给的黄丝围巾，后天又取走了溥仪新购进的带宝石的话匣子，春风得意地谢恩而去时，眼睁睁瞅着这一切的文绣，怎能不感到透骨穿心地寒冷？
颁赏没有文绣的份，进贡却是少不了她。据资料记载，1928年旧历九月婉容过生日，接受“千秋贡品”无数，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燕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文绣过生日，却是冷冰冰的，甚至连溥仪的一句问候话也没有。
有一天，文绣外出回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便生了疑心。要求皇帝对文绣当面斥责，溥仪偏信一辞，训斥文绣一通。文绣痛不欲生，企图自杀未果。
溥仪如此厚此薄彼，文绣无处申诉，异常苦恼。就把自己的怨恨写在一篇篇短文中，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自比为“悲鸣婉转”、“奄奄待毙”的“哀苑鹿”。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文绣诉说：“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与溥仪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腐朽思想有关。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出人头地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虽然清宫家法极其严酷，但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人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当溥仪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为了减少虐待，文绣多数是逆来顺受。但这仍不免遭受溥仪的责骂、羞辱：“古来无你这等人！清朝二百多年无你这不知礼之人！”
1929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她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来表达她的呐喊。此时，溥仪与婉容正在寝宫嬉戏，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向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是他对文绣已是恩断义绝了。溥仪并写诗一首赠给她，实在是挖苦她。他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犯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在她自称为“监狱”、自度是“囚居”的九年之中，文绣心灵所受的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溥仪不但把她单独放在冷屋子中不予理睬，无视她的痛苦，还时不时作一些残酷无聊的打油诗以取乐，从精神上折磨她，从感情上蹂躏她。在此仅举一首，以斑窥豹。如溥仪所作的打油诗《蕊珠女士自述》：
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
想起来，我的脸，好不惨然；
长得像，母螃蟹，黑暗如烟；
我好比，卵中黄，腥臭硬坚；
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
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
简直有些下作，有失水准。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常常有种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生有何趣？虽多次自杀，均未遂，但她这种消极反抗从未停止过。溥仪怕影响皇家声誉，就加强对文绣的监视，另外派人请她的胞妹文姗进宫开导她。原来，文绣入宫二年后，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之子，家私殷厚。早前曾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1925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因此文珊常来看望二姐。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原配是蒙古王公那桐之女，文珊是他的侧室，这种夫妻感情自然好不到哪去。姊妹俩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不由得互诉苦情。
后来，文珊把一个叫玉芬的女人带到了文绣的身边。正是玉芬的到来，才使文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笼鸟飞鸣new
文姗、玉芬的不断来访，给寂寞孤独的文绣带来了生机。她们给文绣带来许多好消息，使文绣的眼界开阔了。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制定出了周密详尽的出宫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皇妃失宠，太监欺侮，本来不足为怪，但文绣以此为由，大发脾气，她高声骂道：“讨厌！”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罪！”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就向喉咙刺去，却被眼疾手快的太监夺下。文绣因此大哭大闹，弄得一屋人都没有食欲，溥仪无可奈何，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姗，让她劝导胞姐。
下午3时左右，文姗向溥仪、婉容说：她姐姐哭泣不止，心情郁闷，劝说不灵，望允许她陪姐姐出外散心看戏。溥仪一时大发慈悲，慨然应允。文绣由文姗陪着，为掩人耳目，也带了太监赵长庆，乘坐溥仪的专用汽车准备去天津市区游逛。
溥仪哪曾想到：这便是长期预谋后的惊人之举，从此就是文绣离别“冷宫”解脱悲惨命运的开始。文绣就像一只久困在樊笼中的小鸟，终于可以在湛蓝的晴空，举翮飞翔了。文绣选择这样的时候跨出静园大门，实在是把握了最佳时机。首先是溥仪向日本靠拢的迹象已愈来愈明显，即将成为现实。虽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但就在不久前，溥仪的弟弟溥杰从日本归来，向溥仪传达了日军准备在东北点燃战火的绝密讯息，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和司令官们也更频繁地往来静园密谋，文绣对此不会无动于衷。再说文绣与皇家的矛盾已势成水火，文绣若不出走求生，势必自我毁灭，在她的面前已经没有道路可以选择了。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一直开往天津国民饭店（在今天津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下车后文绣、文姗推门而入，向值班店员略问几句后，就直奔37号房间。太监惊疑不止，而又不敢多问，只好紧紧相随。进房刚刚坐稳，文姗就正色告诉太监赵长庆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她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决定同他
离婚哪！”太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继而双膝长跪，频频磕头，哀请淑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抽出三封信，交付太监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还想哀求，这时有三位西服革履的先生推门走了进来，他们就是文绣的表外甥女玉芬为她代请的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太监无奈，只好登车而去。
指点迷津new
原来，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
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房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总务司长。他的大女儿就是玉芬，属文绣的晚辈人，却较文绣年长几岁。她容貌美丽，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冯曙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纨绔子弟，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只是虚名。玉芬很为自己的婚姻担忧，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她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样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接触了很多女权主义者，长了许多见识，逐渐老练了，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更是有自己的心得和独到见解。
贫在闹市无远亲，富在深山有人知。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亲属们都断了往来，怕沾了穷气。玉芬也从未到过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傅家。只是后来文绣平步青云，贵为皇妃，荣耀无比，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们也都频繁走动起来了。玉芬便常到北京地安门后海的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甚欢。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娘家看望母亲蒋氏，因此与玉芬结识。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像迁徙的候鸟一样，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宫中寂寞，没有谈心之人，玉芬就成了她闺中密友，两人在津交往密切，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姗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1931年7月的一天，玉芬又到静园看望文绣。提起自己受到的折磨，文绣潸然泪下。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如此不幸、处境如此悲惨时，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
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这便是文绣同溥仪离婚的缘起。
后来文绣回忆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和她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