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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0年春,秦王政十八年春,韩国正式灭亡。
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
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第六章 乱政亡赵
一、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
灭韩快捷利落,秦国朝野却淡然处之。
多年下来,老秦人对韩魏两国渐渐没了兴致。韩国君臣被押进咸阳的那日,南门外车马行人如常,除了六国商旅百感交集地站在道边遥遥观望,老秦人连看稀奇的劲头都提不起来。灭韩消息一传开,秦人的奔走相告别有一番气象。无论士农工商无分酒肆田畴,但凡相遇聚首,十有八九都是各自会心地笑呵呵一句,拾掇了一个;而后便挥舞着大拳头咬牙切齿,狗日的等着,这回教他永世趴下!其中意蕴谁都明白,前一笑说得是韩国,后一怒说得是赵国。秦国朝野人人都有预感,下一个准定是对老冤家赵国开战。
长平大战后,秦赵之间遂成不共戴天。其后数十年,赵军渐渐复原,对秦军战绩胜多败少。尽管赵军之胜都是防御性小胜,秦人依然怒火难消。尤其近两年之内,秦国又遭两次大败。尽管战败的秦军是桓龁老军而不是秦军主力,老秦人也是大觉蒙羞。大争天下,战场胜败是硬邦邦的强弱分野。秦军第一强乃天下公认,却在赵军马前连遭败绩,老秦人如何不愤愤然?秦人族群之特异,愈挫愈奋,愈败愈战。这种部族秉性,曾经在秦献公时期发挥到极致。其时秦以穷弱之国成军二十余万,死死咬住强大的魏国狠打进攻战,使强大的魏国很是狼狈了一阵。若非那个拼死要收回河西失地的秦献公突然死于战阵之上,秦国就此彻底打光打烂亦未可知。秉性风尚所致,立国传统所在,秦军接连被赵军击败,老秦人焉得不雄心陡起!由此,一股与赵军再次大决的心气浓浓地酝酿生成,进而弥漫了秦国朝野。是秦人都看得清楚:灭韩之战不出主力大军,为的便是以主力大军对赵大决。而今韩国已灭,秦军锐师但出,只能是对赵大战。
正当此时,秦国陡起波澜。
春夏之交,灭韩消息堪堪传开,秦国陇西、北地两郡突发地动地动,地震的古代说法,史书多有记载。!其后,两郡又逢连月大旱,夏秋两料不收,田野荒芜牧场凋敝,牛羊马群死伤无算,大队饥民连绵不断地流入关中。与此同时,秦王嬴政的祖母华阳太后也不期然病逝了。随着突发灾难,秦国情势顿时为之一变。期间真正具有冲击力的,与其说是天地灾难,毋宁说是汹汹流言。随着饥民流入,发自山东的流言铺天盖地传来:秦国欲吞天下,此上天之报应也!秦王暴戾,逼死太后,秦若再兴兵灭国,必遭灭顶之灾!陇西地裂三百丈,秦人地脉已断,秦人将绝矣!秦国已成危邦,将大肆杀戮在秦山东人氏以泄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灾情被夸大得离奇恐怖,各种有关天象的预言、占卜、卦象、童谣纷纷流传,言之凿凿。大咸阳的山东商贾们开始纷纷离秦,朝野人心一时惶惶不安。
“欲以卑劣流言挽回颓势,山东六国异想天开也!”
一则则流言涌到案头,秦王嬴政不禁一阵大笑。
李斯极富理乱之能,此时颇为冷静,先与丞相王绾会商,再邀尉缭计议,而后三人共同上书秦王:请暂缓对赵战事,先行稳妥处置不期之灾,而后再慎谋战事方略。秦王一番思忖,立即召集王绾、李斯、尉缭、郑国等几位在国大臣会商救灾对策。就实而论,其时关中大富,蜀郡大富,秦拥两个天府之国,财货粮草充盈,两郡灾难并不能削弱秦国实力,饥民也不会给秦国腹地带来多大冲击。然则,若无大张旗鼓的应对之策,秦国局势仍然很有可能被流言搅乱。一番会商后,嬴政君臣迅速做出了三则决断:其一,基于秦法治灾不救灾之传统国策,特许陇西、北地两郡征发饥民修筑就近长城,粮草均由郡县府库支出,一俟旱象解除民即回乡;流入关中之饥民,一律进入南山狩猎采药自救,灾后得回乡耕耘放牧。其二,华阳太后高年病逝,依古老风习作喜丧待之,公告太后病情而后隆重发丧,特许国人不禁婚乐诸事。其三,在秦六国商贾、游士与移民去留自便,不加任何干预。朝会一散,秦王王书与丞相府令连番飞抵各郡县,同时在咸阳四门张挂公告。秦国法度森严令行禁止,书、令一到,上下所有官署立即实施。如此未及一月,突发灾情与惶惶人心很快稳定下来,山东商旅与游士移民也大都留了下来。
流火七月,嬴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专一会议对赵方略。
李斯总揽会议筹划。虑及对赵战事干系重大,李斯请准秦王,将与会大臣予以扩展。在外大臣除了召回王翦、蒙恬、顿弱、姚贾四人,还特意召回了六员新军大将:前将军杨端和、前军主将王贲、骑兵主将羌瘣、左军主将李信、材官将军章邯、辎重将军马兴。六将之外,再特召国尉丞蒙毅与会。
看官留意,上述六将军虽然年青,但都是秦军崭露头角的主力大将,也是后续灭国大战的各方统帅。前将军杨端和持重缜密,是总司前方各军的大将。前军主将王贲是上将军王翦的长子,少年从军胆略过人,凭军功自百夫长千夫长而一级级成为谋勇兼备的将才,军中呼为小白起,历来是一无争议的先锋大将。羌瘣乃林胡族人,是入秦胡人中罕见的骑兵战将,熟悉李牧边军的骑兵战法,所部由入秦胡人组成的三万飞骑是这次攻赵的预定主力之一。左军主将李信,曾任桓龁幕府的中军司马中军司马,战国大军统帅部之武官,军中司马之首,职司图籍号令,接近于后世的参谋长。,多读兵书而富有胆识谋略,崇尚当年名将司马错之奇袭战法,常有出奇谋划,是秦军极富特质的大将。材官将军章邯,执掌全军大型攻防器械之协同作战,精通各类大型兵器,战场机变猛勇更是全军公认。对赵大战多攻坚,章邯军便是秦军攻坚优势之根基,不可或缺。辎重营大将马兴,是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裔。长平大战后,赵氏部族因赵括大败而获罪于赵国,马服君之部分族人秘密逃入秦国而改姓马氏。马兴少年入军,颇具先祖军政两才之能,遂被尉缭、蒙武举荐为总司粮草辎重的大将历史家马非百之资料集《秦始皇帝传》引《广韵》,言赵奢后裔灭赵后入秦,为扶风马氏之初祖。马兴后来职任内史郡守。另有史料记载,马兴后来封侯。依秦国法度,马氏若无大功,不能居此要职高爵。故,马氏当在灭六国之时有显著战功。。综合言之,此六人之中,前四人是对赵战事主力;李信与会,重其战事谋划;马兴与会,则因牵涉全军后援。国尉丞蒙毅与会,则因尉缭多病力有不逮,国尉府事务实施皆在其身。
“此次朝会只一事:议定对赵方略。程式铺排,但凭长史。”
朝会首日,嬴政只一句话明确了宗旨,之后靠着王案一副只听不说的神态。章台宫笼罩在遮天蔽日的山林之中,虽是酷暑却颇见清凉。大臣们人人一身轻软麻布袍,不着汗迹舒适得宜,神色却都分外地肃然凝重。秦王只听不说,预定程式且由李斯主持,这是秦国朝会很少见的情形,大臣将军们不能不体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力。
“君上之意,欲我等尽其所言也。”李斯对着大臣们一拱手道,“对赵方略之成败,秦一天下之要害也。唯其如此,对赵之战便要先明大势。今次朝会第一事,请上卿顿弱备细申明赵国政情。”
话音落点,大臣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