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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赵秦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从此，赵氏部族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的部族历史。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
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
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赵盾之世的内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见《史记·赵世家》。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绁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绁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五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
第七章 迂政亡燕
一、燕虽弱而善附大国 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
秦王嬴政离开邯郸之前，在行营聚集大臣将军做了重要会商。
会商事项只有一件：秦军灭赵之后，是南下灭魏还是北上灭燕？之所以有此会商，在于秦王君臣对灭赵之战的艰难有最充分的准备，所需时日长短也没有预先做出强制约定。唯其如此，灭赵之后天下大势会发生何等变化，秦军如何以此等变化为根基决断大军去向，都在未定之数。如今赵国已灭，用时只有堪堪两年，且秦军伤亡极小，其顺利大大超出了秦国君臣将士之预料。更为重要的是，灭赵并未引起山东其余四国从麻木中惊醒而拼命合纵抗秦的严峻情势。而这一点，曾经是秦国君臣最为担心的。李斯、尉缭曾联名上书着意提醒秦王：若灭赵之后合纵奋力而起，秦国宁可放慢灭国步伐而做缓图，不宜强出强战。当时，秦王嬴政是认可的。如今，四国非但没有大的动静，甚至连互通声气的邦交使节也大为减少，鼓动合纵更是了无迹象。
这种情势，既出秦国君臣预料，又令秦国君臣振奋。尉缭兼程驰驱，特意从咸阳赶赴邯郸，当夜便邀李斯共见秦王。在秦王行营的洗尘小宴上，尉缭点着竹杖不无兴奋地道：“韩赵庶民未生乱，山东四国未合纵。于民，天下归一之心可见也！于国，畏秦自保可见也！有此两大情势，老臣以为：连续灭国可成，一统大业可期可望！”李斯一无异议，力表赞同。秦王嬴政精神大振，连连点头认可。于是，执掌行营事务的长史李斯立即知会王翦、蒙恬与灭赵大军的几位主力大将，才有了这次会商大军去向之朝会。
“我兵锋所向亟待商定，诸位但说无妨。”
秦王嬴政叩着大案开宗明义道：“我军向魏向燕，抑或同时攻灭两国，本王尚无定见，唯待诸位共商而后决。”话音落点，北路军主将李信立即挺身起立拱手慷慨道：“李信以为，我军战力远超列国，可同时分兵三路，一鼓攻灭魏齐燕三国！如此，北中国一举可定！其时，一军南下，楚国必望风而降。两年之内，中国可一也！”李信说罢，火热的目光望着杨端和、王贲等几位主力大将，显然期待着众口一声慷慨呼应。不料，几位大将却都没有说话。王贲更甚，还紧紧皱起了眉头。王翦、蒙恬、李斯、尉缭四位军政大员与顿弱、姚贾更是若有所思地沉默着。一时，李信不禁有些惶惑。
“将军壮勇可嘉！果能如此，大秦之幸也！”
嬴政拍案赞叹了一句，既是对李信的抚慰赞赏，也不期然流露出某种认可。从心底说，嬴政对这位年青大将的果敢自信是极其欣赏的。此前的灭赵之战中，李信曾多次直接上书秦王，请求早日南下袭击李牧军背后，以便早日结束灭赵之战。嬴政之所以没有首肯，与其说是对李信方略不认同，毋宁说基于事先对王翦全权调遣灭赵大战之承诺的信守。毕竟，灭赵大战是与最大强国的最后决战，宁失于稳，不失于躁。对面敌手若不是赵国，依着嬴政雷厉风行的秉性，定然会毫不犹豫地准许李信军早日南下。唯其如此，嬴政不以为李信的同灭三国是轻躁冒进，甚至以为，这是秦人秦军该当具有的勇略之气。
“臣有应对。”李斯终于打破了沉默。
“卿策定能鼓荡风云！”嬴政罕见地赞赏一句，诱导之意显而易见。
“臣之见：依目下大势，仍应慎战慎进。”
李斯似乎对秦王的赞赏诱导浑然不觉，径自侃侃道：“所余楚齐魏燕四国，皆昔日大国，除魏地稍缩，三国地广皆在三千里以上。我若兵分三路而齐灭三国，则各路兵力俱各十余万而已。但在一国陷入泥沼，势必全局受累。更为根本者，官署民治无法从容跟进。新设官署若全部沿用所灭国之旧官吏，则必然给残余世族鼓荡民乱留下极大余地。其时纵然灭国，必有动荡之势。我若镇抚不力，反受种种掣肘。此，臣之顾忌所在也！”
“老臣赞同长史所言。”尉缭点着竹杖道，“夫灭国之战，非同于寻常争城略地之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