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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立即去了东偏殿的秦王书房。这座书房很大，事实上，整个六进东偏殿百余间房屋都可以视作秦王书房。其总体格局是：内殿大约一半是秦王书房，外殿三分之一余是长史李斯的官署，李斯区域与秦王区域之间，隔着赵高统领的一班内侍侍女们照料秦王起居事务的一方小区域。寻常时日，作为执掌秦王机要事务与公文进出的李斯，没有特殊使命，终日都守在外署处置流水般进出的密集公文。依照法度，李斯除了早晚送进接出公文这两趟，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出秦王内书房的。今日秦王指着书房吩咐一句，显然不是要李斯去守候外署，而是要李斯去内书房。已经熟知秦王为政秉性的李斯明白了，书房一定有需要立即办理的公文。然则，这两日除了战报并没有急切公文，而需要立即实施的诸多事务性上书，他已经全部转到丞相府去了。灭国大战开始以来，经秦王书房亲自处置的事务，几乎全部是有关山东各战场的大方略，几乎所有的秦国内政，都由王绾的丞相府承担起来。没有山东急报急务，秦王还会有何等样公事要急切关照？
“备——忘？”
一到书房王案前，李斯看见了旁边立柱上挂着几条特制的长大竹简，题头便是这“备忘”两个大字。李斯心头一闪，又瞄了一眼书案，果然书案上干净整齐，没有任何摊开的书简。显然，这便是秦王吩咐的事务。于是，李斯在大柱前站定，揣摩起几条长大竹简上面的字句来。长大竹简上的几行字是：
翦军班师 留守几多
贲军中原 复鸿沟
蒙恬还国 北边事
九月大朝 楚齐先后 兵力几多
李斯看得明白，四条竹简所列，都是灭魏之后待议待决的几件大事。秦王一时没有定见，故此先行列出，先教他来看，一定是要他预为筹划相关事项，也包括想要他先思谋对策。李斯绕着大柱转悠了几圈，到了自己的外署，召来几个能事书吏忙碌起来。第一件事，李斯口述，书吏录写，先拟定好秦王醒来后肯定要立即发出的几件王命文稿；第二件事，亲自手书一柬，派员送去大田令府邸，请郑国预拟修复鸿沟之实施方略；第三件事，召来蒙毅会商，先行安置九月大朝会事宜，由蒙毅与丞相府偕同会商诸般事务；第四件事，召来执掌邦交的行人署主官，吩咐立即搜集齐楚两国的相关典籍，并汇集近年来两国所有消息，旬日内归总呈送长史署。
几件事处置完毕，已经是暮色降临。李斯草草用罢晚汤坐在了案前，要将自己对这几件大事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李斯有逢事动笔的习惯，尝笑云：“一管秃笔，抵得三分天赋也。”属下吏员无不敬佩。今日要思谋几件大事的对策，李斯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案头的一管蒙氏笔。案旁熏香袅袅，窗前夜风习习，一轮明月高挂，窗外的碧蓝水面波光粼粼，使这座池畔宫殿有着一种难得的宏阔清幽。每每坐在这张临水临窗的大案前提笔疾书，李斯油然生出一种难言的充满惬意的奋发之情，才思也分外流畅。可是，今夜提笔，堪堪写下“翦军班师”四个字，笔下便有了一种滞涩。王翦大军班师，这件事的要害是“留守几多”？也就是说，根据燕赵旧地的目下情势，秦军该留多大的兵力完成后续使命。这个后续使命倒是清楚，一则推行秦法稳定大局，二则妥善解决残燕残赵之逃亡力量。那么，需要多少兵力？大将留谁最合适？一遇到这种以军事为轴心的方略决断，李斯便有些混沌，远不如对邦交国政民治种种大局明澈探底。而这四件大事，宗宗都是军事为轴心，若避开军事只说其他大局，显然是言不及义。王贲军留镇中原，其使命如何？实施方略又如何？蒙恬回咸阳朝会，北边匈奴军事当如何说法？大朝会的轴心议题，肯定是齐楚最后两大国之攻伐，先灭齐还是先灭楚？兵力各需要多少？凡此等等，除了修复鸿沟，李斯确实没有能教自己满意的对策。因为，任何一个在心头闪现出的火苗都是飘摇不定的。这种飘摇不定，只有自己最清楚。
“天赋领国奇才，大哉秦王也！”
李斯搁笔，凝望着粼粼水面的月光，不禁由衷一叹。寻常公议看来，泰国之所以虎虎生气对天下势如破竹，全然是秦国有一班罕见的军政谋划大才。这班军政大才，当然也包括李斯在内，甚至，职任长史执掌中枢的李斯被看做“用事”的轴心人物。然则，这班军政大才如王翦、王绾、蒙恬、尉缭、李斯、顿弱、姚贾等等，心下却都很是清楚，没有秦王嬴政的天才统御，几乎所有的长策大略都难以化作惊雷闪电。当然，天下公议已经不再对秦王嬴政的用人之能质疑了，秦国天空的雄才星群与秦国行将完成的伟业，已经毋庸置疑地使攻讦秦王之辞变成了蓬间雀的尖酸叽喳。但是，天下对秦王的正面评判，依旧大体停留在对寻常明君的评判点上：用人得当，善纳谋臣之策，如此而已。对于寻常君王，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评价了。然对于秦王，李斯却以为远远不够。秦王的全局洞察之能，秦王的方略决断之能，秦王对充满诡谲气息的军争变局的那种独有的直觉与敏感，是寻常公议所无法知道，也无法评判的。而这种几乎只能用天赋之才去解释的直觉、敏感与种种判断力，恰恰是李斯与枢要股肱们最为叹服的。事实上，秦王不可能没有错失。然则，李斯坚信，若是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掌控全局，即或这个人是万古圣王复生，其错失也必然远远多于秦王嬴政。远则不论，单就选定王贲为中原统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