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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工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工业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工业布局也极不合理。农业生产仍然是手工操作，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长期战乱摧残，经济受到极大破坏。1949年同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其中粮食下降了245％，棉花下降476％；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同时，新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2亿多亩，约4000万灾民急待救济，城市中约有400万失业者和半失业者需要人民政府予以安置救济，加上国家对旧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当时由国家供给的军政人员达900多万，致使军政费用开支庞大。而新解放区税制有待整顿恢复，财政不统一，财政收入一时又难有较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导致市场物价大幅度上升，更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
客观形势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的考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全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和种种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军事上胜利进军，完成大陆的解放。人民解放军遵照军委命令，追歼残敌，先后进行了衡宝、广西、西南战役等，解放了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到1949年底，整个大陆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1950年4、5月间，又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等岛屿外，全部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整个中国大陆实现了解放和统一。
政治上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区，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政权，组织恢复生产。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和决定当地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和事宜，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有23个省、948％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省、县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及全国的铁路、公路和航运。此外，人民政府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对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逐步收归国有。在没收和接收上述资本的基础上，加上解放区原有公营经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摧毁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并积极发展同平等友好待我之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经多次会谈，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它协定，这在当时是对我国很重要的国际支持。到1950年10月，我国已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度、瑞士、芬兰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为了打击投机资本，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力量，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1949年6月10日，上海军管会断然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二百余名投机商，其它各地也采取相应行动，沉重打击了金融投机活动。其次是“米棉之战”。在打击了金融投机后，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煤炭、棉布和棉纱，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以上海为主战场，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调集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于11月物价上涨最猛时，全国各大城市一致行动，抛售物资，又紧缩银根，致使物价迅速下跌，投机商纷纷破产，彻底摧毁了投机资本，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效果。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危害人民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财政收支不统一、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统一财经工作，也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七届三中全会
为了全面分析建国初期的形势，团结全国人民，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确定党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1950年6月6日至9日，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并规定要实现这一任务，需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只有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可能引导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才能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必要也有可能精简机构，节减军政开支费用，以增加经济建设投资，保护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为实现这三个条件，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做好八项工作。即：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巩固财政经济统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在保障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人员，整编行政机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社会各阶级动态，批评了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要稳步前进的战略策略方针。他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方面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其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这样一来，就孤立了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制定了行动纲领和策略路线。
三、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
（一）打退美国侵略军
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侵朝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战局发生急剧变化。侵略军直逼朝鲜北方，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10月上旬多次召开会议，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深入分析出兵作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党中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原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待命出动，赴朝作战。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遭到痛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10月25日到1951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了五次反击战役，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共歼敌23万人，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10日与中朝方面进行谈判。
美帝国主义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细菌战等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屈服让步。美国动用了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作为侵朝主力。双方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之久。中朝军队利用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战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小胜，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两年中又歼敌72万人。中国志愿军得到苏联援助，装备和保障得到加强。这样，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停战。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队毙伤俘敌共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12万多架，击伤击毁和缴获敌坦克3000余辆，击沉击伤舰艇250余艘。
抗美援朝战争中，党中央及时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全国人民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扫除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支持。在国内，掀起了参军参战、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热潮，以及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战争，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保证。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由，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为我国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
（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土地改革的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从1950年冬开始，广大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党强调土改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坚持群众路线，组成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及时纠正了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等错误主张，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有很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党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到1953年春，全国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以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约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根本上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工农联盟，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是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另一场严重斗争，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遗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民房、仓库，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组织骚乱，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到翌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首匪、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匪、广西土匪和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