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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愿。（2）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前，清产核资应当包括原来的全部实有财产，以免资产分散。对资产的估价，应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3）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4）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仍实行“四马分肥”的办法。（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的盈余，按四个方面分配，国家应得税采取累进税率，约占30％；企业公积金占10—30％；企业奖励金约占5—15％；资本家股息红利占25％）依据中央的原则规定，各地拟定了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具体方案。基本做法是：首先，根据需要、可能和自愿的原则，拟定本地区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其次，由主管部门派出干部，协同企业所在地区的有关部门，并由拟派入该企业的干部参加，共同组成工作组，对劳资双方进行工作。最后，根据资本家的申请，由公私双方签订公私合营协议书，同时由双方及职工代表建立领导及筹备公私合营的组织。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个别行业企业的公私合营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
在扩展公私合营企业的进程中，合营了一批规模较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1954年有905户私营工厂，转变为793户公私合营企业，其中大部分为重要企业。这一年是资本主义工业改造进展较快的一年，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弱点和矛盾充分暴露的一年。为此，各大城市设立工业局，按产业分工，采取一条鞭法，将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统管起来。经过1955年上半年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其摆脱了生产和经营上的困境，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达3193家，职工人数达785万人，企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2亿增加到3274亿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在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国家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改造批发商业，然后是改造零售商业。国家对批发商业采取的政策是由限制到代替。从1953年下半年起，国家通过粮、油、布、煤、铁、钢等城乡重要物资实行计划供应，由限制活动到逐渐代替。在改造中，又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留、转、包”等不同形式，“留”是对于可能允许继续经营者，由国家和合作社商业委托他们代营批发；“转”是对于有条件转业者，引导他们把资金和人员转到其他有益行业，再行改造；“包”是指包人员，对无法继续经营者，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吸收录用。到1955年8月底，基本完成全国4万多户批发商、8万多户行商的改造任务。对于零售商，国家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和按行业进行改造的办法，对商业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分别进行了改造。到1955年，实行经销、代销和批购的约70万户，参加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8600户，共占全部零售商的1/4。
随着我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兴起，从1955年下半年起，许多私营工商业，由个别企业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合营，标志着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掌握自己的命运。11月，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更加明确了党在新形势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接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改造就从北京兴起，向全国展开。到1956年底，已经实现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年初原有私营工业企业户数和职工数的99％，占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的93％也完成了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为使资本家安心接受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家对资本家采取了妥善安排的措施。主要是“三定”：（1）定股。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清产核资，确定私股股额。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共为24亿元，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2）定息。自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每年为定息付出的资金约12亿元，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3）定人。对私营企业原有在职私方人员，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安排他们的工作。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后，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私营工商业者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资产阶级开始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他们只拿定息，从而严格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国家有可能把供应、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直接纳入计划，统筹安排生产，保证国家计划正常实施。可以打破行业界限，对人财物统一调配，合理使用，进行经济改组。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
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胜利地完成了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到有益的配合作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提出过的用赎买办法“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长期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和挣扎过来的。艰险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在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具有唯利是图、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和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我们党正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出发，提出了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所付定息在内的全部赎买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我们把这样一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比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33％；公私合营商业的销售额，比1955年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增加15％以上。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根据中国国情，严格区分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对官僚资本实行没收，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进行和平改造；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不仅赎买生产资料，而且同时将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保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对积极拥护改造且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当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主要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的缺点；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在实际工作中，将其当做“包袱”，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不注意发挥其特长，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把大批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使他们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从1949年到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深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它表明，我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被基本消灭，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已在我国基本确立，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国的劳动人民结束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我国在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不仅避免了在通常情况下难以避免的生产下降，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正确地实行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以致在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七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讲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和转折。从此，开始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如同革命需要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一样，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在中国跨入社会主义大门之际，党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使全面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是一项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我们完全没有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原则论述，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事先设计出一套具体方案。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锋和探路者，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近40年中，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原来十分落后的国家，建成为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苏联远没有探索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存在严重弊端，即便是成功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加之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一方面，帝国主义趁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人开始破除对苏联模式和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批评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兴起了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以苏联经验为鉴，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
重要的探索起步于对我国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刘少奇为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陆续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2月到4月，毛泽东也分别听取了国务院主管财经工作的34个部委的汇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也多次参加。
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一些重要厂矿、企业也向中央写了书面汇报。在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发觉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于是，中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着手摸索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得到赞同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就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十大关系”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宣布了这一点。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26日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文化界阐明了党的这条方针。在这之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组织领导下，有数百名著名科学家参加，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且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把规划付之实施。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讨论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