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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手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手中，也是毛泽东可以以个人权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体制上的原因。当领袖人物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这种体制上的问题还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但当领袖人物犯错误的时候，党的组织又显得无能为力。正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特别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首先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历史不长，当时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对他的这一套主张，全党当时是普遍接受的。即使有少数领导人看到理论指导方面有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力量挽回局势。这就从反面证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第九章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
第一讲 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党经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从遭受严重挫折到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一、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一）揭批“四人帮”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大批干部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迫害，牵涉到一亿多人口的冤假错案亟待平反昭雪；在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歪曲，“左”的思想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组织上，各条战线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还掌握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余党和帮派分子手里，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此外，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破坏。
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顺应人民的要求，首先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0月1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月10日起，又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1977年上半年，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安定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这就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倒行逆施、横行全国，正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党内外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消除其对当前工作的影响。但是，这种正当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种阻碍，在客观上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华国锋虽然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胆识和能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以为既然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坚持了“左”的指导思想。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党中央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1月，华国锋又指示把“两个凡是”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集中体现了华国锋的错误思想，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任务。华国锋在会上再次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批判“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认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陈云、王震在会上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但是华国锋压制他们的正确意见，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及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华国锋的错误影响下，有些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和损失。华国锋还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对于华国锋的严重错误，党内外极为不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党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同月，邓小平又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初步成效、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还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否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成果，为召开党的十一大作了必要的准备。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会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他又肯定了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断言“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基本内容，使错误的指导思想得以延续下来。
因此，党的十一大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常委5人。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报告在求成过急思想的支配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如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等。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各条战线的初步成就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员文章，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的问题。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重申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理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时，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加以压制。在他们错误的影响下，有人把“两个凡是”当做“高举”，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做是“丢刀子”、“砍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遭到非难和压制。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他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谈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决”。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下，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
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质是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它初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科学教育战线上，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出现了新的面貌。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次大会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使科学战线出现了新的景象。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文化教学水平、加强学校的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为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底至1978初，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在文化战线上，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使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实行。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在经济领域内，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197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10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3％，农业总产值增长17％。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2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35％，农业总产值增长9％，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10多年来第一次增加了工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但是，由于华国锋不顾国力，企图依靠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结果加剧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
在军队建设上，全军认真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着手进行整顿，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加速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总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里，各项工作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