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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会议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和这场政治动乱、暴乱的性质，指出极少数人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在动乱期间积极支持赵紫阳错误立场的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全会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曾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认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鉴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邓小平再次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表示要带头建立退休制度，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据此，五中全会于1989年11月9日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强调指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首先聚精会神地抓了党的自身建设。针对一部分党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在中央的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清查、清理。在此基础上，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对部分地区和省级以上机关及其直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对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同时，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并贯彻落实。这都对加强党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同年11月，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并进一步提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认真清理党政干部违纪违法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两个问题。中央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持，二要持久”的方针。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决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开展智力支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二大以后，在继续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方面，也一连迈出几大步。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根据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988年初，决定建立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和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1990年6月，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市的浦东新区，并建立了外高桥保税工业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通过上海浦东开放，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开放。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对外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从1979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超过1953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61％的速度，是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农村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大大超过前26年平均增长26％的速度，粮食总产量1990年达到8700亿斤，棉花、油料、肉类、水产、水果等农副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科技、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国防实力进一步增强。随着生产的发展，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提前实现小康。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30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1980年增长681％和1239％。1991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到700元，全国城乡储蓄额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到9110亿元。城乡人民吃、穿、用、住的条件明显改善。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三、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上海、广东、深圳等地进行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报告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我国改革与建设的经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和运行方式，并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明确的部署。报告强调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
十四大以后，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大步向前推进。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强调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11月11日至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动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实施，逐步形成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国家财力迅速增强。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从1994年起实现汇率并轨。从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1994年1月1日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96年4月1日起，我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价格改革大步推进。我国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和9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此外，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以上改革使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江泽民在全会闭幕时发表讲话，强调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6年5月4日，江泽民在上海召集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市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讲话，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八条方针。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问题，搞好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必须进行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这样，在试点的基础上，大部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正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取得较大进展，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加快，一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经过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增强了活力和实力。截止1996年底，全国58个城市中有1099户企业破产，有1192户企业被兼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为此，要求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应适，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为此，十四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要求。强调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平等、互助、团结、合作，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改革开放19年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50多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