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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齐亚和我成立了“一个世界”，我们上路了。我钟爱我从事的职业。也许我们的工作正如某项极限运动一样，不过它尤其关涉人的脸面（原谅我使用这个双关语）。我喜欢这一点。我爱我的病人，我爱我的职业体现出来的适当距离和必要的冷淡。但之后它们就消失了——炽热的爱与转瞬即逝的义务融合在一起。
对我们而言，今天展现在面前的病人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我的创始人——整容外科领域的创始人——是法国研究员勒内·勒弗特。勒弗特把解剖用的尸体从小酒店的屋顶上扔下来，脑袋撞到地上，看看面部裂纹的自然特征。我敢打赌，这一点肯定会让女士们刻骨铭心。他的实验还包括不断向尸体的颅骨上扔重物，重物分量逐渐加重，以测试下额骨的受损程度。现在我们以他的名字为几种裂纹命名——更精确地说是，勒弗特一型，勒弗特二型，勒弗特三型。
简单地说，这个8岁男孩的裂纹属于勒弗特三型，导致面部骨头与头颅彻底分离。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男孩的脸像一张面具一样撕下来，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
“车祸吗？”我问。
齐亚点点头。“父亲喝醉了。”
“不要告诉我他安然无恙，是吧？”
“他竟然还记得系上自己的安全带。”
“但没有系上他儿子的。”
“真是烦人。怎样才能不让他一次次地举起酒杯呢？”
齐亚和我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开始我们的人生旅程。正如斯托里演唱的70年代经典歌曲《路易兄弟》那样，齐亚黑得如同黑夜，而我比白天还要白（齐亚把我的皮肤形容为“水底的鱼腹”）。我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思以色列医院，在新泽西州卡塞尔顿的郊区街道上长大。齐亚出生在海地太子港郊区村庄的一个泥泞的茅屋里。巴巴多克统治期间，她父母一度成为政治犯。没人知道太多的细节。她父亲被判处死刑，母亲被释后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带上女儿，可能坐着一条木筏外逃。半道上死了三个，齐亚和她母亲幸存下来。她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布朗克斯，栖居在一家漂亮的美容店的地下室里。俩人整天不声不响地清扫头发。对齐亚来说，头发似乎是逃避不了的。沾在衣服上，贴在皮肤上，粘到喉咙里，钻进肺里面。她觉得嘴里好像有一缕头发，却怎么也扯不出来，这感觉一直驱之不散。直到现在，齐亚紧张的时候，她的手指就会去扯舌头，似乎要扯出一件昔日的纪念品来。
手术结束时，齐亚和我瘫坐到一条长凳上。齐亚解开她的外科手术口罩，任其耷拉在胸前。
“小菜一碟，”她说。
“阿门，”我表示同意。“你昨晚的约会怎么样？”
“恶心，”她说，“我不是指字面意思。”
“对不起。”
“男人就那么回事。”
“我搞不懂。”
“我快绝望了，”她说，“我正寻思着再跟你上一次床。”
“哎哟，”我说。“你们女人就没有标准吗？”
她的微笑令人眩目，明亮的眼白映衬着黑色的皮肤。她不到6英尺高，肌肤光滑，颧骨高高的，尖尖的，让人担心会戳穿她的皮肤。“你什么时候开始约会的？”她问。
“我正在约会。”
“我的意思是约会时间长到足以产生性接触。”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那么随便，齐亚。”
齐亚和我曾经上过床一一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在医学院就读一年级时，我们对上眼了，做了一夜露水夫妻。我有过不少一夜情，但能够记起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导致灾难。第二次——这次——导致一种我将永远珍视的关系。
等我们走出擦洗消毒室时已是晚上8点。我们开着齐亚那辆迷你型宝马车前往诺斯伍德大道的停车购物场，想买点食品杂货。当我们在过道里推着购物车时，齐亚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喜欢齐亚说话，因为这使我觉得精力充沛。在一个熟食品柜台前，齐亚看着特价食品柜，皱起了眉头。
“怎么啦？”我问。“他们在卖野猪头火腿。”
“那又怎么了？”
“野猪头，”她重复着。“是哪位营销天才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嘿，我有个主意。把以前我们做的让价手术用这些最讨厌的动物来命名。不，准确地说，用它们的脑袋命名。”
“你一直这样命名，”我说。
她想了想。“唉，也许吧。”
我们来到收银处。齐亚拿起她要买的东西放在身前，我把柜台上的挡板放倒，把东西从购物车上卸下来。一个胖胖的收银员开始把她的东西录入现金出纳机。
“饿了吗？”她问我。
我耸耸肩。“可以到嘉宝店去吃上几片。”
“那就去吧。”齐亚的眼神游过我的肩膀，突然停住了。她眯着眼，有什么东西掠过脸际。“马克？”
“嗯。”
她挥挥手。“不，不可能。”
“什么？”
齐亚还是出神地越过我的肩膀看着，下巴示意着。我慢慢转过身，当我看到她时，感到浑身为之一振。
“我只在照片上见过她，”齐亚说，“可那不就是……”我勉强地点点点。
原来是雷切尔。
整个世界将我团团围住。我知道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几年前我们就分手了。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应该面露笑容，应该感到某种依恋和怀旧之情，应该勾起昔日痛苦的回忆——那时的我年轻而天真。但是不，现在却不是这样。雷切尔站在10码开外，这种感觉统统消失殆尽。我感到的是一种依然极其强烈的向往之情，这种感情撕扯着我的全身，使得爱情和心碎的感觉为之焕然一新，重燃旧情。
“你还好吧？”齐亚说。又点了个头。
有人认为，每个人此生都有一个真正的精神伴侣——一次，只有一次天生注定的爱情，你也这么认为吗？那儿，就在停车购物场收银台的对面，就在一幅写着15号高速公路的标牌下，站立着我的爱人。
齐亚说，“我想她结婚了吧。”
“确实是的，”我说。
“没戴戒指，”这时齐亚捶了一下我的胳膊。“噢，噢，令人兴奋，是不是？”
“是啊，”我说，“令人兴奋的地方。”
齐亚打了个响指。“嘿，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像你以前常放的蹩脚的老唱片。关于在食品店遇到老情人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第一次见到雷切尔时，我还是个19岁的小伙子，比较而言，那时的效果还不明显，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甚至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但是我很快就体会到，我喜欢一个目光不断射向自己的女人。我就开始球磨，不错，她看上去蛮漂亮嘛。又过了几天，也许是她说了什么话，也许是她说话时歪着头的样子。这时，哎呀，感觉就像撞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上。
现在又体会到了那种感觉。雷切尔的变化不大。也许是岁月赋予了她那种潜在的美些许刚性，使之更加脆硬，显得更有棱有角。她更苗条了，深黑色的头发被拢到脑后，挽成了个马尾巴。多数男人喜欢女人的头发垂着，我却一直喜欢扎起来，特别是让雷切尔的颧骨和脖子露在外面一览无余。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白的外套。淡褐色的眼睛下垂着，脑袋弯下来，显出专心致志的神态，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她还没有看到我。
“《同一首老情歌》，”齐亚说。“你说什么？”
“关于情人在食品店邂逅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丹的什么人唱的，歌名叫《同一首老情歌》。”她又补充说：“我想是那个歌名。”
雷切尔的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她把它递给收银员。她的眼睛抬起来——这时她看到了我。
我不能准确地描绘出她脸上掠过什么表情。她看上去并不惊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但我并没有从她眼神里看出欢乐。也许是恐惧，也许是淡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在那儿站了多久。
“也许我应该离你远一点，”齐亚低声说。
“嗯？”
“如果她认为你和这样一个热情的少妇在一起，她就会断定自己没机会了。”
我也许笑了笑。“马克？”
“嗯。”
“你这样目瞪口呆地立着，就像十足的疯子，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谢谢。”
我感到她的手在推我的后背。“过去问候一下。”
我的脚开始挪动，尽管我不记得大脑下达过任何指令。雷切尔让收银员给她的食品打包，然后朝我走过来，勉勉强强地微笑着。她的笑容以前总是那么灿烂，让人联想到诗意和春雨，一场能改变你生活的丝雨。然而，现在的笑容却今非昔比。有些僵硬了，蕴含着痛苦。我怀疑她是在克制着自己，或者是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笑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她永远失去了光彩。
我们在彼此距离一码时停住了，谁也不知道按照礼节是该拥抱，接吻，还是握手。因此我们就什么也没做。我站在那儿，感到痛苦无处不在。
“你好，”我说。
“看到你还那么年轻，我很高兴，”雷切尔回答。
我装模作样地咧嘴笑了笑。“嘿，宝贝，你情况怎么样？”
“好些了，”她说。“经常来这儿？”
“是的。现在要说‘我们以前似乎见过面’了吧？”
“哪里。”我眉毛向上一扬。“我怎么会忘记碰到过你这样一位狐媚的女人？”
我们都大笑起来。俩人都是装腔作势，我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你看上去不错，”我说。“你也是。”
短暂的沉默。
“行了，”我说不搞这些不自在的套话和造作的逗笑了。“
“哟，”雷切尔说。
“你为什么到这儿？”
“我买点食品。”
“不，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母亲搬到了西奥伦治的一所分套购买的公寓里。”
几缕头发从马尾辫里散出来，垂在她的脸上。我拼尽全力才克制住了把它们拂到一边的冲动。
雷切尔向别处扫了一眼，回头又看着我。“你妻子和女儿的事我听说了，”她说。“我很难过。”
“谢谢。”
“我想给你打电话或者写信，但是……”
“听说你结婚了，”我说。
她扭动着左手的手指。“又是孤身一人了。”
“你还是联邦调查局的雇员雷切尔把手放了下来。”也不再是了。“
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又不知道我们在那儿站了多长时间。收银员已经走向了下一位顾客。齐亚从我们后面上来了。她清了清嗓子，把手伸向雷切尔。”喂，我是齐亚·勒鲁，“她说。
“雷切尔·米尔斯。”
“幸会，雷切尔。我是马克的工作搭挡。”接着她想了想，补充说我们只是朋友。“
“齐亚，”我说。
“噢，对了，抱歉。你看，雷切尔，虽然我喜欢待在这儿聊天，不过我还是得赶紧离开。”为了加强语气，她的拇指猛地朝出口处一指：“你俩谈吧，马克，以后还会在这儿见到你的，真是幸会，雷切尔。”
“我也有同感。”
齐亚一溜烟地跑了。我耸耸肩，“她是个了不起的医生。”
“我相信她是的。”雷切尔抓住她的购物车。“汽车里还有人在等我，马克。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但毫无疑问，既然我失去了一切，我得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我不能就这么放她走。我清了清嗓子说，“也许我们应该到一块儿。”
“我还住在华盛顿，明天就回去。”
沉默。我心里失望至极，几乎要窒息。
“再见，马克，”雷切尔说。但那双淡褐色的眼睛湿润了。
“不要就这么走。”
我尽量使声音中不带有恳求的语气，但我认为h己并没有成功。雷切尔看着我，什么都明白了。“你想让我在这儿说点什么呢，马克？”
“说你也想到一块儿。”
“就这些？”
我摇摇头。“你知道不止这些。”
“我再也不是21岁了。”
“我也不是了。”
“你爱的那个姑娘死了，回不来了。”
“不，”我说。“她就在我面前。”
“你不会再了解我了。”
“那我们就再次相识，我不是一时冲动。”
“跟以前一样？”
我不自然地笑着。“是的。”
“我住在华盛顿，你住在新泽西。”
“所以我要搬家，”我说。
但是，即使在这冲动的话脱口而出之前，即使在雷切尔表态之前，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虚张声势。我不能离开父母，不能将生意交给齐亚，也不能割断那些难以摆脱的往事。在我的嘴唇和她耳朵之间的某个地方，这种脆弱的感情撞击、燃烧，化为灰烬。
接着雷切尔转身离开了。她没有再说一次再见。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推着购物车走向门口。随着一声电子鸣叫，房门自动向两侧打开。我看到雷切尔——我生命中的至爱再次消失了，连向后看我一眼都没有。我依然停在那里，没有追上去。我感到我的心轰然坍塌、摔成碎片，但我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去阻止她。
也许我根本没有吃一堑长一智。
九
我喝酒了。
我的酒量不大——年轻时酒壶一度是我的万应灵药——但我在洗涤槽上方的壁橱里找到了一瓶老杜松子酒。冰箱里有些滋补品，冷柜里我还有台自动制冰机。你合计一下就明白了。
我依然住在列文斯基的那栋老房子里。对我来说它太大了，但是我无意就此放弃。现在，我感觉对我女儿来说，它就像一个入口，一条生命线（尽管很脆弱）。是的，我知道言外之意是什么。但是现在卖掉它就好比把她这扇门关上了。我不能那样做。
虽然齐亚想跟我住到一块儿，但被我婉言谢绝。她没有继续勉强我。我想到了多愁善感的丹·福格尔伯格（不是叫丹的那个什么人）的歌曲，昔日的情侣们说话一直说到口干舌燥。我想到了博吉质问上帝，谁将允许英格丽·褒曼进入他的杜松子酒吧而不是随便哪一个。博吉在她离开后喝酒了。这样似乎对他很有帮助，也许对我也会有所帮助。
雷切尔依然对我影响巨大，这一事实令我苦恼得要命。真的有些愚蠢幼稚。雷切尔和我初次邂逅在我大学一二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里。她来自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可能是谢里尔的一个远房表妹，虽然没人能说清她们的确切关系。那个夏天——所有夏天中的那个夏天一一雷切尔和谢里尔一家住在一起，因为雷切尔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我们被互相介绍给对方，正如前面说过的，过了一段时问公共汽车才撞到我身上。也许这使得它撞上我时影响更为剧烈。
我们开始约会了，我们常常和伦尼、谢里尔两人在一起。我们四人每个周末都是在新泽西海边伦尼的别墅度过的。那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夏天，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应至少经历那样一个复天。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我们就要配上蒙太奇式的音乐。我去了塔夫特大学，而雷切尔刚上波士顿学院。蒙太奇的第一个镜头，他们也许会让我们在查尔斯泛舟，我划着桨，雷切尔打着一把遮阳伞，她先是怯生生地微微一笑，之后便嬉笑连连。她向我泼水，我便向她泼水，小船左摇右晃。当然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你知道就这个意思。下一个镜头可能就是校园野餐的场景。一段我们在图书馆学习的连续镜头，我们的身体靠在一个长椅上，正在看书的雷切尔抬起头，她戴着眼镜，不经意地把一绺头发拢到耳后，我则痴呆呆地看着她。蒙太奇的结尾可能是两具肉体在一张白缎被单下扭动着，即使没有哪个大学生使用锻子被单。我在这儿想的还是电影艺术。
我陷人了爱河。
一次圣诞节期间，我探望了雷切尔的祖母，她住在养老院里，是个典型的来自旧式学校的长舌妇。老太太攥着我俩的手，宣布我们是“天造的一对”，这是个意第绪语单词，意思是命中注定或天命的意思。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的分手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们都很年轻。在我上大学四年级时，雷切尔决定到佛罗伦萨过一个学期。我当时22岁，对她的离去懊恼不已。我跟另一个女人上床了——跟一个来自巴布森的、相貌平平的女大学生发生了一夜情。这事毫无意义，我知道可能于事无补，但也许应该起点作用。我不知道。
不论怎么说，聚会中的某人把这事儿告诉了另一个人，最后传到了雷切尔那里。她从意大利打来电话，与我一两断。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种过激反应。正如我说过的，我们都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