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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张应星商议，鉴于陕西的部分造反武装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官兵三千五百，由骁勇善战的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进入山西，配合晋中官兵围剿。明人绘《陕西舆图》之“西安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当时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路造反武装有：紫金梁（王自用）、蝎子块（拓养坤）、老回回（马光玉）、一字王（刘小山）、撞塌天（刘国能）、过天星（惠登相）、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八队闯将（李自成）、曹操（罗汝才）等。号称三十六营，二十万之众。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副总兵左良玉的南北夹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受伤后病死，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
政府方面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部署军队，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摆开战场。
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闯将等贿赂京营总兵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急于邀功，不假思索地答应招抚。其实张妙手等部在各自的驻地购买裘靴，暗中作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底，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黄河河身最狭窄的关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竟然一反常态，结冰如坚石，给十几万农民军提供了突围的极佳条件。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
从战略上看，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再进入河南中州大地，明朝当局再要围剿，就很困难了。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罗汝才进入湖广，邢红狼横行于河南，惠登相进入陕西，李自成挺进汉中，他们由合而分，把战火延烧到中原腹地。
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寄希望于招抚，重蹈杨鹤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朝廷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的车箱峡，轻信李自成等部的诈降，让十万之众得以摆脱险境，走出栈道，陕西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这个所谓“流氛震惊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官员们纷纷检讨朝政腐败，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检如丧考妣，身穿素色布袍，亲自前往祖庙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几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他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风波逐渐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朱由检下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皇帝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正如《明史·卢象升传》所说，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此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用“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亲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几天之内接连呈上奏疏，陈述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等，显示了这位学识超群的兵部尚书与众不同的见识。
首先，他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
第一，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第二，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
第三，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是他的施政纲领，以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其实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万历时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不过此时此刻杨嗣昌郑重其事提出这一点，并非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1629）与崇祯九年（1636），满洲军队两次南下所标志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大地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国家战略无法回避的大事，也是兵部尚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他明确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且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他从皇帝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一下子抓住皇帝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防重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在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缓图，内忧更不容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脏腑溃烂，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所以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看轻“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受以往的先入之见所束缚，设身处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所阐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至于必先足食然后才可以足兵，也是传统的话题，孔老夫子就给后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语录，不过杨嗣昌提出这个话题，并非探讨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提供足够的兵力与军饷保障。为此，他向皇帝提议，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他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用于内战的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那么，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四正”，就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正面战场，这四个地方的巡抚，以围剿为主以防御为辅。所谓“六隅”，就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侧面战场，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以防御为主以围剿为辅。把“四正”与“六隅”加起来，十个罗网，所以叫做“十面张网”。假如“流寇”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理入关和总督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河南，那么湖广、凤阳、应天、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出关和总理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湖广，那么河南、陕西、四川、应天、凤阳、江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总理都前往湖广联合围剿。总之，总督、总理是随敌剿杀，各地巡抚是四面合围，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围成一个罗网，这就是“十面张网”的意图。
皇帝对于杨嗣昌如此周到缜密的战略方案非常欣赏，赞许道：只有你才能够办得到。
然而，新任五省总理王家祯是个庸人，和他的前任卢象升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要他与五省总督洪承畴合力围剿，共同担当十面张网的主角，显然勉为其难。杨嗣昌向皇帝推荐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熊文灿取而代之。
安排停当以后，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死功夫，了结“十年不结之局”，不过是皇上赫然震怒之间的事情。他是不是在吹牛呢？
张献忠谷城受抚，李自成商洛息马
出任五省总理的熊文灿其实也是一个庸人，并没有什么高招可以制服流动于河南、湖广的张献忠，只能乞求于招抚。
崇祯十年（1636）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遭到总兵左良玉的袭击而受伤，幸亏他的部将、绰号“一堵墙”的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十二月，熊文灿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和闯塌天刘国能表示了降意。正在前线监军的太监刘元斌立即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求抚。杨嗣昌考虑到张献忠最为骁勇善战，唯恐其中有诈，主张命令他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就予以剿杀。皇帝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发出了“剿抚并用”的指示，事实上默认了熊文灿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急于通过招抚立功的心理，将计就计，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当时他驻扎在谷城县城，获悉当年曾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在军营中，就派人带了重礼去求见，对他说：张献忠当年蒙恩公相救，未及报答大恩。今天再次相遇，实乃天意，愿意率部投降，在马前鞍下效力。陈洪范早就想建立奇功，一听此话，大喜过望，马上在熊文灿面前斡旋。随后张献忠派孙可望带了稀世珍宝碧玉珍珠之类，经过陈洪范的介绍，送到了熊文灿手里，当面请求投降。
熊文灿自从出任五省总理之日起，就决计招降张献忠，如今人家上门请降，并收了重贿，岂有不接受之理！
与此同时，闯塌天刘国能也在随州请降。据说他是奉母亲之命，颇有悔罪之意，在请降时叩头说：愚民陷于不义，承蒙长官给予洗刷更生的机会，愿意率领部下投诚，在麾下尽死力。
张献忠与刘国能不一样，他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不肯俯首交出兵权，流露出明显的诈降迹象。急于立功的熊文灿利令智昏，竟然把他当作另一个刘国能。在谷城举行受降仪式时，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与总兵左良玉密谋，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遭到熊文灿的极力反对。熊文灿只要投降这一形式，至于投降以后如何安排可以不予计较。张献忠把部队分散驻扎在谷城四郊，熊文灿只发给他二万人的军饷，其余必须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一定要发十万人军饷，并且表示愿意保卫郧阳、襄阳、荆州三府的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十万人六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与此同时，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廷在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农民军接连受到挫折，几乎近于瓦解。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所谓“十年不结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结了呢？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1）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正当杨嗣昌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皇帝还在为“虏”与“寇”——外患与内忧而困扰。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历史典故，其一是东汉初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光武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的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由于国力不济，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向皇帝建议：万全之策是分清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这种言论虽然隐晦，但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宋朝对辽、金的妥协遭到后人无穷的唾骂，明朝君臣对于向后金和大清议和，一直讳莫如深。其实，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朱由检即位以来，明朝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宁远总兵祖大寿、蓟辽督师袁崇焕、宣府巡抚沈启时都有过类似的接触，杨嗣昌只不过想把这类接触转化为实际成果而已。目的很明显，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谈判的气球，缓和边境压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内乱。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帝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的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