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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1）
穷途末路的形形色色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黎明，北京城内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农民军大队人马进城了。
目击者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农民军疾驰而过，他们身穿白衣，头戴青色帽子，手上拿着劲弓，夹着长箭，腰上拴着短棍。百姓们照常开门，街上的行人站在道路两旁观看，寂然无声，只听得盔甲与马蹄的声音。
看来老百姓对于改朝换代的反应，是冷眼旁观，若无其事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官贵人们却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昔日的权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造反者将会如何处置他们，还不得而知。因此忐忑不安，唯恐暴露自己的身份，纷纷乔装打扮，穿上褴褛的青衣，戴上破旧的毡帽，真可谓“破帽遮颜过闹市”。怪不得叶绍袁《启祯记闻录》说，北京的估衣铺里，旧衣破帽出高价都求之不得。那种景象，仿佛末日即将来临，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形容的恐惧与惶惑。
王朝的末路真的到来了。
中午十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青色斗篷，骑着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多人，在德胜门迎接。早先投降的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从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从长安门进入大内。紫禁城就这样易主了。改朝换代已经成为现实。
改朝换代的压力，犹如雷霆万钧，明朝官僚集团迅速分化瓦解，各自寻找出路。
一小部分崇尚传统士大夫气节的人，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
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十八日接到皇帝的密诏，赶到宫中，朱由检问他们能否为朕巷战，两人告诉他已经毫无可能。朱由检说：到此地步，朕的意志已定。巩永固说：我们在家中堆积了柴草，决心全家自焚，报答皇上。巩永固回家后，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当时妻子安乐公主（光宗之女）已经自缢，巩永固和子女五人自焚而死。刘文炳全家也自焚而死，年已九十多岁的祖母（朱由检的外祖母），投井而死。
大学士范景文眼见大势已去，感叹自己身为大臣不能为天子出力，深深愧疚，从此绝食。十九日京城陷落，传闻皇帝驾崩，或者说已经“南巡”，叹息道：不知圣驾所在，只有一死，来报答陛下，随即在妻子陆氏灵堂前自缢，被家人救下后，赋诗明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向皇宫方向跪拜号哭，纵身跳入龙泉巷的一口古井中。他是内阁辅臣中唯一的殉难者。
户部尚书倪元璐在京城陷落后，向北跪拜皇宫，为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报国而自责；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南方的母亲。换上便服后，祭拜关公，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南京还大有可为，死是我的本分）然后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才可以给我收尸。随即在厅前自缢。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主翁再三嘱咐，不要阻挠他殉难。他的儿子倪会覃遵照父亲愿望，直到崇祯皇帝殡殓后，才给父亲合棺、下葬。农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表彰为“忠义之门”、“真忠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十八日率领御史上城巡视，遭到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同僚吴麟征，握手挥泪，互相鼓励，誓死国难。次日获悉“国难”，抱头痛哭，拿了印信、官帽、官服，前往吉安会馆（江西吉安同乡会），祭拜文天祥，题写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随后自缢而死。
像他们这样殉节的还有惠安伯张庆臻、东宫侍卫周镜（周奎之侄）、宣城伯卫时春、阳武侯薛濂、兵部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胤、太常寺卿吴麟征等人。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人未免有些愚忠，有些迂腐。诚然，为一个灭亡的王朝殉葬，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是，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无论如何是令人敬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卑躬屈膝地卖身投靠新朝，追求荣华富贵。这种卑劣行径，暴露了士大夫劣根性的阴暗面，受到当时及后世人们的鄙视、谴责。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领袖人物，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
魏藻德恬不知耻地说：臣在内阁三年，皇帝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有今日的下场。
李自成训斥道：你受到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什么偷生？
他连忙叩头，称呼李自成为“陛下”，说：如果陛下赦免我，一定以赤胆忠心相报。
对于这种朝秦暮楚之徒，李自成根本不屑一顾，命令士兵把他囚禁起来。魏藻德还不死心，透过监狱的窗子，向外喊话：如果用我，什么官都可以，为什么拘押我？
负责守卫京城的总指挥、京营总督李国桢，临阵脱逃，求见李自成。
李自成斥责他：你身负重任，既不坚守京城，又不为皇帝殉节，厚着脸皮来见我，为了什么？
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连声称呼李自成为“陛下”，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我愿意用余生为陛下效劳。
李自成勃然大怒：你辜负你的君主，我为什么要用你这种没有忠心的人？误国奸贼还想求生吗？
其他投降的官员一千二百多人，按照农民军的布告，身穿青衣，戴着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自报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八面威风的官僚，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农民军士兵的戏弄侮辱。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的丑态：平日老成者，乖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直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他们从黎明一直等到黄昏，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上，丑态百出。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的就是忠臣，怕死偷生的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什么？
牛金星对待这批前来等候录用的官员，也很蔑视，用手摸着他们的头顶，口中“一双”、“两双”的报着数目，如同对待牲口一般。点完数目后，挑选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其余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待处分。刘宗敏正忙于和歌妓舞女寻欢作乐，根本没有心思审问，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官员身穿囚服，饥肠辘辘，顾不得体面，捡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面塞。
这些贪生怕死之徒面临这种窘境，十分狼狈，生不如死。计六奇《明季北略》说，这些人“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苟延残喘的偷生，真的不如死了干脆。
祭奠与下葬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用门板把他抬下来，与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用土块当枕头，把皇帝皇后的遗体放进棺材。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
照例说，昔日的大臣们理应前往凭吊，但是先前信誓旦旦效忠于皇帝的大臣，这时竟然摆出另一副面孔，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及公开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李自成。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殡葬帝后，给他们的棺材刷上红漆和黑漆，为皇帝换上皇冠、龙袍以及靴子，也为周皇后更换了服装。他还宣布：一切殡葬事宜按照皇帝皇后的规格进行，他自己还来到祭坛，向帝后的棺材进行祭拜。
按照新朝当局的安排，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到昌平，建造墓穴。四月初三，帝后的棺材“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的坟墓中。据说，下葬那天，只有已经被农民军俘获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东华门送行，先前的大臣，没有一个前往扶棺执绋，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当时昌平州的一个小官赵一桂，主持祭葬事宜，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下葬的全过程，收录于《日下旧闻考》中。他这样写道：当时昌平州衙门的银库一贫如洗，没有钱来操办此事，由他出面募捐了一些钱，雇佣民夫挖掘墓穴。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四昼夜以后，才见到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第一层石门，里面有享殿三间，陈设祭器、石香案，中间悬挂万年灯三盏。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大殿九间，有高达一尺五寸、宽一丈的石床，田贵妃的棺椁安放在上面。初四日上午，帝后灵柩到达，在祭棚内停放，供着猪羊、金银以及纸扎祭品。哀悼仪式后，把田贵妃棺椁移到石床的右边，把周皇后的棺材放在石床的左边，把皇帝的棺材放在石床的上面。由于皇帝的棺材没有外椁，就把田贵妃的外椁拆下，加装到皇帝的棺材外面。然后关上地宫石门。初六日，赵一桂雇佣民夫一百名，在附近挑土，建立墓冢，用砖砌了围墙。
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改换门庭的官僚们，正忙着向李自成“劝进”，希望早日称帝。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陈演、朱纯臣为首的投降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农民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时过境迁以后，冯梦龙的《甲申纪事》狠狠地抨击了这两个无耻之徒。他感叹道：原先的天子侍从、亲信臣子，竟然说出如此“逆天丧心”的话，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开国元勋。他责问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按照冯梦龙的看法，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面孔活在世上。然而，李自成失败以后，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南京，向南明政权乞求一官半职。
形势实在是瞬息万变。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仓皇撤离北京。
五月初三，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紫禁城又由大顺改变为大清。多尔衮为了缓和矛盾，发布公告，声明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是为了打击李自成，为明朝“雪君父之仇”。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五月初六，为崇祯皇帝设置灵堂，允许群臣为先帝哭陵三日。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和祭葬事宜。李明睿向多尔衮报告，拟定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且提议另行改葬。不少大臣以为，先帝既然已经葬入田贵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礼仪，便把田贵妃坟墓改名为思陵。
如果说，上述举措带有明显的“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是从表彰朱由检的道德层面考虑的。这位年轻的皇帝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显然，他认为朱由检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国家，最后以身殉国，应该予以表彰，否则，后世人们会把他与没有道德的亡国君主相提并论。为此，他特地书写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后，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以垂不朽”。据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灭亡的缘由了如指掌，知道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
“思陵碑”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中间有一个龙首龟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正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壮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写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记”。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块：中间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贵妃的。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祭扫思陵，失声痛哭，连呼“大哥，大哥”，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祭文，镌刻后立于碑亭的东门。文中称赞崇祯皇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看来，这并非为了宣传的官样文章。因为一年以后，他特地下诏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个陵墓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简陋而荒凉。可惜的是，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们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旧是明末清初由田贵妃墓因陋就简改建而成的样子。人们在这个并非亡国之君的陵墓前面，对于他的亡国悲剧，将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或许人们会想起，康熙年间的文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崇祯皇帝的评价。他说，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形形色色，有的以酒而亡，有的以色而亡，有的以暴虐而亡，有的以奢侈而亡，有的以穷兵黩武而亡。崇祯并非如此。他“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今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当然这位陶庵先生对于“先帝”也不是一味推崇，指出了他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内帑”——宫廷的财政积蓄，看作命根子，不肯轻易动用。虽然不断增加赋税，仍然无法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结果，九边军队多年欠饷，体无完肤，怎么指望他们来保家卫国？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结果十七年来，三番四覆，朝令夕改，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壮烈帝论》，他的结论是：以他执政所表现出来的明察与忧勤作风，不能说他是亡国之君；以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秉性，不能推辞亡国的责任。他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过错是无法推脱的，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同清朝议和。
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似乎还可以继续争议下去。
“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清鼎革之际，复社诗人吴伟业（梅村）在回首亡国的心酸往事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圆圆曲》，透过一介武夫吴三桂与绝代佳人陈圆圆的姻缘，寄托对于亡明的哀思。诗的开头几句就把吴、陈的悲欢离合放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展开：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诗中的名句“冲冠一怒为红颜”，传诵一时，人们用它来解释吴三桂投降清朝的缘由，其实是皮相之见。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陈圆圆何许人也？她出身于一个罪犯家庭，沦落为苏州名妓，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因此名闻遐迩。关于她的艳闻轶事，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关于她如何进入宫中，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从苏州花重金买来，带到北京，金屋藏娇。
比如陈维崧《妇人集》中有一篇“姑苏女子圆圆”，这样写道：姑苏女子圆圆，原本是罪犯的女儿，色艺双绝，独步一时。如皋人冒辟疆说，妇人以身材标致为主，姿色次之。而圆圆具有独特的气质——“蕙心纨质，澹秀天然”。崇祯末年由外戚武安侯（按：即田弘遇）得到，安置在别墅中。
又如陆次云《圆圆传》这样写道：陈圆圆，苏州歌妓，无论歌声与姿色都号称天下第一。总兵吴三桂仰慕她的名声，不远千里礼聘，让田弘遇捷足先登。圆圆以不能跟随吴三桂而闷闷不乐，吴三桂更加感到遗憾。
另一种说法是，陈圆圆由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得到，送进宫里，侍候皇帝，企图分享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
比如钮琇《觚剩燕剩》的“圆圆传”，这样写道：明末，江南经济繁华，崇尚声色之娱，苏州尤其风靡。有名妓陈圆圆，举止娴雅，体态秀丽，极具江南山水的风致。年方十八，在梨园演唱，每次登场，花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