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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钮琇《觚剩燕剩》的“圆圆传”，这样写道：明末，江南经济繁华，崇尚声色之娱，苏州尤其风靡。有名妓陈圆圆，举止娴雅，体态秀丽，极具江南山水的风致。年方十八，在梨园演唱，每次登场，花明雪艳，独领风骚，令观众神魂颠倒。当时田贵妃得宠，致使两宫不和。外戚嘉定伯周奎，因丧葬事务回归苏州，得到陈圆圆，送进宫里，以缓解皇帝宵旰之忧，分割田贵妃的宠爱。然而皇帝忙于国事，无心顾及圆圆，把圆圆送还周府。
尽管说法有些分歧，但是也有许多共同点。我以为，陈圆圆由田弘遇从苏州买回北京，藏在田府的说法较为可信。
吴、陈之间确实互相倾心。陈圆圆这位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风流公子冒辟疆在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中谈到崇祯十四年（1641）他慕名拜访陈圆圆的印象，文字极为典雅，很难用现代汉语转述，不妨援引于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陈圆圆像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陈圆圆在田府，向田弘遇建议，在这个兵荒马乱、人心涣散的时代，应该结交一名将帅作为后援，最佳人选莫过于吴三桂。正巧他奉召入京，你可以与他深情结交。田弘遇有点为难，与吴将军素无来往，一旦厚礼结交容易引人怀疑，何况吴将军进京，公务繁忙，哪有机会可以联络感情呢？陈圆圆说，听说吴将军一向仰慕田府的歌舞，何不以此结交，吴将军必定乐于来往。
田弘遇欣然应允，设家宴招待吴三桂，酒过三巡，陈圆圆翩翩起舞，吴三桂看得如痴如醉。临近告辞时，田弘遇问：如果流寇逼近京城，怎么办？吴三桂直率地说：如果田公把圆圆送给我，那么我可以保证，田公无恙，国家无恙。田弘遇心中明白，既然吴、陈两人都有意，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这个请求。于是，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离开田府，在北京喜结连理。正当他们如胶似漆，亲昵百般之时，朝廷催促吴三桂赶快出关。吴三桂本想携带陈圆圆同行，正在京城的父亲吴襄担心皇帝获悉此事，劝他把圆圆留在京城。吴三桂只得依依不舍地前往山海关。
三月上旬，吴三桂接到皇帝的圣旨，放弃宁远，率领兵马保卫京城。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得知京城已经陷落，便退回山海关，与部下、父老一起遥望南面的京城，嚎啕大哭。
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询问太监，后宫佳丽三千，为何没有一个国色天香？太监回答：先帝忧心于国事，拒绝声色，因此后宫没有佳丽。只有一个陈圆圆是绝代佳人，田弘遇送给皇帝，遭到谢绝，后来田弘遇送给了吴将军，将军出关，圆圆留在府内，与吴襄住在一起。李自成追查此事，逼迫吴襄交出陈圆圆。李自成考虑到吴三桂的关宁劲旅很难对付，如果霸占他的妻子，恐怕他拼死力争，就把她暂时关押起来。不久，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霸占了。
李自成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定派遣降将唐通带了犒赏银子四万两，以及吴襄的家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
这封家书，其实是牛金星起草，由吴襄抄写的，因此通篇全是说理，毫无亲情流露。大意是说，明朝大势已去，天命难违，皇帝去世，父亲也危在旦夕。识时务的人也可以随机应变了。如果及早投降，不但能够得到嘉奖，而且可以成全孝子的名声。万一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兵败之后，父亲性命不保，你就身败名裂了。
唐通到了吴三桂军营，交了书信，不免要游说一番。无非是新主（李自成）对老总兵（吴襄）十分礼遇，希望将军共图大业，成为开国元勋。吴三桂信以为真，便带兵入关，行军至沙河驿，他派往京城的密探前来报告，李自成在京城对达官贵人“拷掠追赃”惨不忍睹，吴襄也未能幸免。吴三桂不胜气愤，发誓说，君父之仇必定以死相报。不久密探又来报告，吴三桂问起家里的情况，密探告诉他，父亲吴襄已经被李自成拘押了。又问：夫人（陈圆圆）还在府内吗？密探回答：已经被抓走了。吴三桂一听，怒不可遏，拔出宝剑，怒吼道：“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说罢，立即指挥军队，退回山海关。
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
细细揣摩，其中不乏渲染与夸张的成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并不仅仅为了一个红粉知己，更着眼于“报君父之仇”这样的纲常伦理。当唐通来劝降时，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把崇祯的皇太子交给我，而没有说把陈圆圆交给我。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在他给父亲的回信中，流露得淋漓尽致。大意是：听说皇上死去，臣民受到杀戮和侮辱，气得眼睑爆裂。父亲一向忠义，大势已去，应当义无反顾地为国殉难，儿子则缟素号哭，发兵复仇，岂不是忠孝两全！为什么你要隐忍偷生？父亲既然不能做忠臣，儿子怎么能够做孝子呢？最后，他写道：“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响当当地喊出了他的忠孝观念，忠孝不能两全，当“忠”与“孝”发生冲突时，选择“忠”，放弃“孝”。
吴三桂“报君父之仇”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回师山海关，一举全歼李自成派来的唐通八千兵马，以及后援白广恩。这一战是他“移檄讨贼”的开始，为此发布了“讨贼檄文”，亮出的头衔是已故皇帝册封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平西伯”，表明他“兴兵剿贼”的目的，是收复北京，安定社稷。明白无误地打出复辟明朝的旗号：“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这种政治态度，决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儿女情长可以涵盖的。
吴三桂深知，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光靠他的关宁劲旅，无法和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相抗衡。决定“借夷破贼”，向清朝方面“泣血求助”，当即写信给摄政王多尔衮。早先投降清朝的舅舅祖大寿、顶头上司洪承畴从中斡旋，终于一拍即合。此话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李自成见招降不成，四月七日下令大将刘宗敏、李过征讨吴三桂，但是刘、李等将领，进入北京以后，过起了昔日达官贵人的享乐生活，不想再拼死打仗了，不愿意亲自出征，只派遣小部队东进。四月九日，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刘、李二将无奈地率领五万兵马从北京出发。李自成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俘虏的明朝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
李自成大张旗鼓的行动，北京城内政治气氛立即发生敏感的变化，谣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说：吴三桂率领几十万大军早晚就要到来。城内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传单：“订我民各带缟素，齐心复仇杀敌。”遗老们有的忙于赶制素色旗子，准备应变；有的人已经提前“酌酒相庆”了。早先投降李自成的官僚们，一看大事不好，陆续逃离北京，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甚至化装成乞丐、和尚、道士，混出警卫森严的城门。四月十四日以后，风声更加紧张，城内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这样的传单：“明朝大数未尽，人思效顺，于二十日立东宫（太子即位）。”
李自成等一行，四月二十一日抵达山海关，立即展开了争夺关城的战斗，吴三桂佯装失利。次日，李自成发动猛攻时，遭到四万清朝骑兵从左右两路突然袭击，农民军全线崩溃，刘宗敏身负重伤。李自成撤退到永平，吴三桂紧追不舍，提出交出太子等三人作为停战的条件，李自成无奈地派人把太子等三人送到吴三桂军营。
吴三桂得到太子后，向北京逼近，一路上发布文告，号召北京臣民为先帝服丧，准备迎接太子即位；允许投降的大臣及时反正，立功赎罪。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接受牛金星等人的“劝进”，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处死吴襄及其家属三十多人。第二天，开始从北京撤退。
当吴三桂正准备进入北京时，多尔衮命令他绕过北京，向西追击李自成，不许他拥戴太子进京。显然多尔衮利用吴三桂，目的是顺利地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实现改朝换代，而不是恢复明朝。吴三桂不得已，连夜把太子等三人送往太监高起潜处藏匿。
京城的官僚士绅还蒙在鼓里，满怀希望地迎接“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西江米巷的富商合资为吴襄家买了三十多口棺材，为吴家殡葬。他们正在伸长脖子盼望太子的到来。
五月三日，一干人等准备了法驾、卤簿，在朝阳门外迎候。忽然，远处尘埃飞扬，大家匍匐在地，呼喊着：迎接太子驾临！殊不知，进入北京的不是太子，而是穿着异样服装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乘坐豪华的銮舆，由骑兵护卫，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顷刻之间，紫禁城又由“大顺”易主为“大清”。
吴三桂在这几十天里的行动，后来受到极大的非议，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必须追问的是，当时人们对此也是非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南明小朝廷和遗老遗少对他是赞扬备至的。
五月十五日在南京匆忙建立的南明小朝廷，以明朝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对吴三桂的“借夷破贼”，大为赞赏，因为此举赶跑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之仇”。弘光皇帝（即福王）专门为此发布诏书，嘉奖吴三桂“借夷破贼”的功劳，封他为蓟国公，赏赐五万两银子、十万担大米，由海路运往天津，向吴三桂讨好。到了七月份，南明小朝廷更加深信“借夷破贼”的方针十分可取，打算和进入北京的清朝当局联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派遣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正使，太子太傅陈洪范、太仆寺少卿兼兵部郎中马绍愉为副使，打着“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的幌子，前往北京谈判。使节们带去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感谢清朝的礼品。
为了配合谈判，刘泽清、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信给吴三桂，希望他能够从中斡旋。刘泽清在七月三十日发出的信件，除了向他报告已经封他为蓟国公的消息，还对他“借夷破贼”表示支持，说：本人早已有联合清朝剿灭李自成的想法，你的举动与我不谋而合。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与吴三桂持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因而建议吴三桂与清朝联合的同时，与南明联合，继续追剿李自成。陈洪范、马绍愉八月初一在北上途中发出的信件，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感谢清朝“助兵之义”，嘉奖吴三桂“破贼之忠”；并且提出，南明愿意与清朝签订友好条约，互通贸易，“两家”成为“一家”，目标是“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
甚至连史可法这样具有民族气节的高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对于南明小朝廷的建立，非常不满，写信给在扬州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明确表示：清朝入主北京，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的，并不是从明朝手中取得的，南明必须取消国号，臣服于清朝。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复信中，免不了要为南明辩护一番，接着就对清朝表示感谢：我大将吴三桂向贵国借兵，赶走李自成；贵国又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扫清宫阙，安抚黎民，这些举动震动历史，光耀现代，所有大明臣子无不感恩戴德，长跪地下，向北顶礼膜拜。他希望多尔衮继续抱着同仇敌忾的精神，与南明联手，“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如果能够这样，那么贵国的道义将照耀千秋，“从此两国世同盟好，传之无穷”。
当然这是南明小朝廷一厢情愿的幻想，后来事情的发展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但是，由此一端可以看出，在南明和遗老遗少心目中的吴三桂形象，和以后历史学家的评论，是大相径庭的。
清初，吴三桂以平西王头衔驻扎于云南昆明，与陈圆圆依然伉俪情深。后来吴三桂纳妾，性情恬淡的陈圆圆主动让步，出家为尼，法号寂静。
皇太子生死之谜
与明朝国祚休戚相关，皇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的下落，成为明清鼎革之际引人注目的焦点。在兵荒马乱的改朝换代之际，缺乏顺畅的信息来源，关于太子等三人的下落，都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被野史记录下来，矛盾和歧异是在所难免的。以下是笔者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一些传闻，未必一定是信史。
却说亲信太监接受崇祯皇帝嘱托，藏匿了太子等三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布悬赏令，寻找这三个重要人物的下落。太监见利忘义，为重赏所利诱，很快交出了这三个人，邀功请赏。李自成鉴于他们还未成年，没有处死他们。太子乘机向李自成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不可惊动祖宗陵寝；第二，迅速安葬父皇、母后；第三，不可杀害百姓。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推断，李自成似乎接受了这些建议。
李自成出征山海关兵败后，把太子等三人，交给了吴三桂。多尔衮命令吴三桂不得进入北京，向西追击李自成，吴三桂不得不把太子等送到太监高起潜处暂时落脚。
随着政权的迅速更迭，兵荒马乱之中，太子等三人便不知下落了。野史传闻多种多样，有的说，他们后来到了外公周奎家中，还和长平公主见过一面，大家抱头痛哭。皇亲周奎害怕引来祸水，把他们逐出家门，被巡逻的士兵逮捕。有关部门以为这是假冒的，刑部主事钱凤来奉命审问这三个假冒太子的犯人，非常顶真，叫来太监辨认，都说是真太子；又把他们送入宫中，考察他们对宫廷的熟悉情况，都对答如流。另一些投靠清朝的前明官员为了避免麻烦，极力证明太子是假的。一时间众说纷纭，真假莫辨。
摄政王多尔衮的态度很明确，不必继续争论，真假都无妨。随后处死了主张太子是真的官员，又在次年四月初四，公开布告天下，说太子是假的，然后把他们秘密处死。从清朝的立场考虑，这当然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他们不愿意承认前明的太子，果断处死，是为了避免改朝换代之际引起民心动摇，以及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被处死的太子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因为后来太子在南方出现了，引起了南明政坛的极大震动。皇太子生死之谜，愈来愈复杂。南明当局非常不欢迎这个太子，宣称是假的。
南明小朝廷既然打着继承明朝正统的旗号，理应欢迎太子的出现，为何千方百计要证明他是假的，似乎令人费解。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关键是权力的争夺，或者说是权力的归属问题。福王朱由崧已经登上皇帝宝座，把明年改为弘光元年，崇祯皇帝的嫡亲太子出现，势必威胁到朱由崧的帝位，引起权力再分配的一系列问题。
他登上皇位不久，就考虑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制造舆论，证实太子已经死亡。消息的直接炮制者就是淮扬巡按御史王燮。据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这是掌握南明小朝廷实权的内阁大学士马士英密谋策划的。由于南京的南明政权建立之初，人心都希望先帝的血脉——太子继位，马士英密令王燮假造太子已死的消息，断绝人们的希望。他已经把朱由崧捧上皇帝宝座，由自己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当然不愿意太子真的出现，打乱现有的政治格局，所以很快给朱由检追加谥号为“烈皇帝”，庙号为“思宗”，与此同时，追加太子的谥号为“献愍”，永王的谥号为“悼”，定王的谥号为“哀”，正式宣布他们已经死亡，杜绝了太子再度出现的可能性。
然而，太子还是出现了。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太子从金华抵达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这是当权者忌讳的话题，故而正史语焉不详，只有野史有所涉猎，比方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计六奇《明季南略》、顾炎武《圣安本纪》、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等。把他们的叙述加以综合，来龙去脉大致是以下描述的样子。
慑于多尔衮的命令，吴三桂不得进京，他在途中释放太子，在皇姑寺把他交给太监高起潜。高起潜和太子前往天津，由海路抵达扬州。他发现南明当局并不欢迎太子的出现，想杀死了事。他的儿子高梦箕（原任鸿胪寺少卿）极力反对，挟带太子渡江，辗转来到苏州、杭州。当时正好是元宵佳节，太子不堪旅途劳顿，在街上观灯时浩然长叹，被路人发现了身份。高梦箕害怕太子身份暴露会连累自己，便向马士英告密。马士英派太监李继周前往杭州跟踪，太子已到金华。李继周赶到金华，在观音寺中见到了太子。李继周原先在宫中当差，见过太子，有些面熟，下跪叩头。太子说：我认得你，姓名记不起了。李继周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