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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和客氏，一个以“九千九百岁”自居，一个以“老祖太太千岁”自居，宫内宫外布满了亲信党羽，内外呼应，稍有不慎局面就难以收拾，为此必须讲究一点权谋术数。他以大智若愚的姿态，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精力集中于册封后妃，以及筹办先帝丧葬事务上，不让魏、客感到有什么异样动态。不仅如此，他还一如先帝那样，继续优容魏、客，对于大臣们弹劾魏、客及其党羽的奏疏，一概置之不理，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他挑选吉日，册封他的信王妃周氏为皇后，把皇后之父周奎由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任命皇后的兄长周文炳、周文耀为兵马司副指挥。派遣大臣为去世的皇帝建造陵墓。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丝毫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对于魏、客而言，这种平静似乎有一点反常，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试探皇帝的虚实，他们主动出招。
九月初一日，魏忠贤率先向皇帝提出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朱由检明确表示不同意。
九月初三日，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朱由检同意了。这显然是把魏、客二人分开的重要一步，又不露痕迹。因为客氏是以先帝的乳母兼保姆的身份留居宫中的，朱由校大婚以后，有皇后、嫔妃在旁侍候，客氏已不必留在宫中。天启二年（1622）在外廷官员的舆论压力下，朱由校不得不下旨命客氏出宫。但是，第二天立即反悔，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说什么朕长期受到客氏朝夕侍候，一旦离开，没有心思吃饭，从黄昏思念到晚上，痛心不止。无奈得很，只得派人把她召回宫中，希望内阁关照外廷官员，不得对此说三道四。此后，客氏继续在宫中居住，“出宫”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与魏忠贤一起，把持宫内大权。正如夏允彝《幸存录》所说，天启皇帝对于宫内事务一概不闻不问，宫中一切全由魏忠贤与客氏做主。太监刘若愚在回忆录《酌中志》中说，客氏在宫中享受“熹宗八母”的待遇，所乘坐的小轿，由宦官扛抬，前呼后拥，侍从规格之高不亚于皇帝。她出宫回私宅，天启皇帝下达特别谕旨，命令扫街除尘，大批宦官身穿蟒袍玉带排队护送。她自己则盛装打扮，乘坐锦玉装饰的轿子，随从的宫女，提着香炉，散发出沉香、龙涎香的缭绕烟雾；还有纱灯、角灯、红蜡烛、黄火炬等，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路上，警戒的呼叫声清澈悠长，几里路外都清晰可闻。回到私宅，她在大厅升堂登座，随从人员依次上前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十足的“太后”派头。
天启皇帝死后，客氏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宫中，不得不提请新皇帝批准出宫。朱由检不露痕迹地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出宫的这一天，客氏五更起身，身穿丧服前往先帝灵堂祭奠，打开黄龙绸缎包袱，把朱由校幼年时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付之一炬，痛哭而去。客氏对朱由校的错综复杂情绪，丧失“老祖太太千岁”权位的失落感，一并从哭声中宣泄而出。
客氏的出宫名正言顺，而且低调进行，但对于魏忠贤及其“阉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震慑。
由于巴结魏、客而破格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预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在第二天向皇帝提出辞职请求。朱由检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批准。这个王体乾为人奸佞狡猾，在魏、客的支持下，从尚膳监太监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此后一心一意附和魏忠贤、客氏。按照制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高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王体乾为了讨好魏忠贤，把自己看作魏忠贤的下级。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是一个文盲，无法“秉笔”，一切全由王体乾代劳，成为他的“谋主”，所有“朱批”都出于王体乾之手。朱由检深知魏、王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暂不触动王体乾，也就稳住了魏忠贤。
舆论的逐步升级
敏感的大臣们还是察觉到了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开始试探性地弹劾“阉党”的骨干分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理由颇为奇特：崔、李、陈、朱等人父母过世，都因为先帝“夺情”而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希望皇上批准他们辞去官职，回乡守孝。他还顺带批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这一招，明眼人一看便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剥夺“阉党”骨干分子的权力，同时窥测皇帝对于“阉党”的态度。朱由检并没有上当，他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谴责杨所修“率意轻诋”。
崔呈秀、李养德毕竟心虚，陆续请求辞官，周应秋则请求罢官，朱由检一概不同意，下达谕旨，对他们好言相劝，表示安慰与挽留。
皇帝的这种态度，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他请人代写了奏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朱由检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当然明白，其目的是由此窥测对他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朱由检谨慎地批示了一句话：各地要建而未建的生祠，一概停止。措辞十分微妙，只是宣布停止，没有对此定性，似乎对魏忠贤生祠事件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使得魏忠贤的试探落空。
“阉党”分子看到皇帝态度暧昧，继续玩弄天启时期惯用的政治手腕，打击反对派。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在给皇帝的奏疏中，针对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反面文章，指责杨所修播弄是非，显然是“东林余孽”企图“因事生风”。因此请求皇上命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在京城的“东林余孽”，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钳制舆论。他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水搅浑，用门户之争来掩饰“阉党”专政的真相。
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如何处理是颇为棘手的，既不能表示同意，又不能表示反对。朱由检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朕刚刚登极，需要和士大夫一起缔造太平盛世，不许捕风捉影，蔓生枝节。对此谈迁在《国榷》中有精彩的评论，称赞朱由检在不同意严查“东林余孽”，钳制舆论的同时，对“阉党”分子表示“薄示优容”之意，让他们“自以为得计”。
所谓“薄示优容”，显得颇为微妙，一面驳斥陈尔翼逮捕“东林余孽”的主张，另一方面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主持登极典礼的功劳，给他们的亲属在锦衣卫挂个清衔；几天之后，又乘皮岛（在朝鲜附近）捷报传来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以及兵部尚书崔呈秀，让“阉党”分子如沐春风，产生错觉。
但是，魏忠贤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为了化解危机，必须“丢车保帅”。“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心领神会，把兵部尚书崔呈秀作为替罪羊推到幕前。他扮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着力弹劾这个“阉党”骨干，力图把人们对于“阉党”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把官职的肥缺“议价”出卖，人称“悬秤卖官”（拿着秤按照分量出卖官职）。这个言官果然有一副铁嘴铜牙，耸人听闻地爆出独家新闻：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时，忽然听得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崔呈秀进去密谈，让在场的官僚惊诧莫名——天下大事难道只有崔呈秀一个人可以密谈吗？显然，此举意在突显崔呈秀的地位，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在奏疏的后面露出了马脚：杨维垣千方百计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他得到先帝的信任，那是因为“孜孜竭力，任劳任怨”的结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看穿崔呈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
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达谕旨：令崔呈秀“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去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职务。
魏忠贤手下掌握军事权与监察权的亲信一旦罢官，使得正直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决心铲除“阉党”的方针已经初露端倪。这引发了政坛上强烈的震动，于是乎，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随即到来。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是工部主事陆澄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主要罪状：
——魏忠贤得到的恩宠超过了开国元勋，他的亲信布满了各个部门，京都衙门充斥他的干儿义子；
——先帝在谕旨中常常归功于“厂臣”，魏忠贤居然安之若素，大臣的奏疏都不敢书写他的名字，败坏了“君前臣名”的礼制；
——对他顶礼膜拜的生祠遍布海内，把他推崇为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
这些话虽然不算尖锐，但句句打中要害。这可以算作崇祯时期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第一次公开讨伐。皇帝的表态仍旧十分谨慎，不但没有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言之不当”，原本应该予以惩罚，考虑到他是新进小臣，姑且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朱由检在等待政治气温的逐步加热。
多年之后，“阉党”早已灰飞烟灭，陆澄源的这一举动，被舆论界称为崇祯初年向魏忠贤开的第一炮，海内人士都想望他的风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有陆澄源的小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狂士，他反对“阉党”，却不愿依附于“东林”。在他看来，一名官员如果依附朋党，弹劾有失公平，虽然是“东林”中人，也可以叫做小人，不应该把杨涟、左光斗作为护身符；如果特立独行，恪守职责，虽然不是“东林”，也不失为君子，不应该把魏忠贤、崔呈秀作为陷阱。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仕途坎坷，罢官以后，放浪山水之间，以诗酒自娱，朱彝尊称为“狂狷之流”。
在陆澄源上疏之后两天，兵部主事钱元悫也弹劾魏忠贤，直截了当地指出：崔呈秀之所以贪赃枉法而肆无忌惮，原因就在于有魏忠贤这个靠山；如今崔呈秀虽已离去，而魏忠贤还在，这叫做“根株未净”。他在奏疏中，把这个目不识丁的野心家，归入历史上的奸臣赵高、王莽、董卓的行列。钱元悫确实敢于讲话，不仅抨击魏忠贤，而且批评皇帝，对皇帝迟迟不惩处魏忠贤表示不满。外廷议论，皇帝是顾虑先帝的“付托之恩”，恐怕“割股伤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先帝临终前，曾经交代，必须善待皇后、重用魏忠贤；为了不辜负“付托之恩”，迟迟不对魏忠贤下手。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帝从速惩处元凶。但是，朱由检并没有被激怒，依然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天以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继续弹劾魏忠贤，用五个排句列举他的罪状：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罪状如此严重，居然仍然稳坐泰山，位高权重，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皇帝还是没有表态。魏忠贤忐忑不安的心情似乎有所平复，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帝果真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居然到皇帝那里哭诉一番，意在近距离察言观色。皇帝一点也不动声色，察看不到什么异样。
隔了一天，国子监生（国立大学的学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当时的政治术语，现代人有点费解，直白地说来大意是这样：把皇帝当作傀儡、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边将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
这个太学生的奏疏，写得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肆，鞭辟入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把钱嘉征的弹劾称为“豪杰之举”，是促使魏忠贤倒台的转折点。钱嘉征也确实有一点“豪杰”的风度，在上疏前慷慨激昂地说：虎狼要吃人，即使赤手空拳也应拼搏；朝廷上下没有人敢出来斗争，我这个草莽小民出来斗争，如果忠臣义士能够响应，死而无憾！朱彝尊认为，这是东汉、南宋太学生抨击朝政以来，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
皇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击节赞赏，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成熟了，当即宣布召见魏忠贤，命他倾听由太监朗读钱嘉征的奏疏。太监以尖细的嗓音念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
每一句话都击中魏忠贤的要害，指责他不仅擅权乱政，而且一手障天，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惊惶失措，丧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从皇帝那里告辞出来，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因为他毕竟在皇帝身边侍候多年，希望他帮帮忙。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与徐应元称兄道弟，拍马送礼。徐应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暂避锋芒。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向皇帝提出了“引疾辞爵”的辞呈，那意思是由于身体有病而辞去所有官爵。
朱由检这些天来对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一再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他要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自己提出“引疾辞爵”。这当然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幻想皇帝也许会下旨挽留，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政治谋略，朱由检毕竟不是朱由校，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皇帝圣旨很快下达，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辞职，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天衣无缝，使得魏忠贤无话可说。
魏忠贤及其“阉党”经营多年，在京城盘根错节，继续让他留在京城势必后患无穷。朱由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粉碎他企图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
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的罪状是罄竹难书的，死有余辜，然而皇帝并没有处死他，难道是一种妥协吗？不是。那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出于无奈，考虑到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而从宽发落的。为了表明这个大是大非，朱由检给政府发去一道敕文，明白无误地提出拨乱反正，要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
第一，明确宣布，魏忠贤迫害的人士，一律平反昭雪，应该褒奖的立即褒奖，应该抚恤的立即抚恤，应该官复原职的立即官复原职，应该起用的立即起用；
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