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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
第三，用明白无误的词句宣布魏忠贤的滔天罪状，那就是：“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窥攘名器”、“紊乱刑章”，以及盗窃祖宗蓄积的传国珍宝等。按照这些罪状，本当千刀万剐，念及先帝还未下葬，免除死刑，暂时安置于凤阳，但是必须抄家，全部财产充公，他的弟侄充军边疆。
这些政令，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判处了魏忠贤的死刑。
魏忠贤躲过一死，本该有所收敛，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个政治暴发户在离开京城时，竟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九百岁”模样，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有一千人之多，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身佩兵器，押着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提到这一情节时说，魏忠贤给人的印象是，“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这种嚣张气焰激怒了朱由检，他立即向兵部发去一道紧急命令：逆恶魏忠贤，本当处死以平息民愤，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岂料他不思悔改，竟敢以私家武装随从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命令锦衣卫当即派官兵前去逮捕，所有随从一律拘押，不得纵容！
且说魏忠贤一行经由良乡、涿州、新城、任丘、河间、献县，在十一月初六抵达阜城县南关，在旅馆中过夜。这时他已经得到消息：皇帝派来逮捕他的官兵很快到来。他自知必死无疑，一时乱了方寸，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半夜时分，悬梁自尽。他的贴身侍奉太监李朝钦从梦中惊醒，一看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没了靠山，只得自缢殉葬。
天亮以后，家丁六十儿听不到房中动静，开门打探，二人早已气绝身亡。随从立即报告知县衙门，消息传出，轰动全县，看热闹的人群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之中，四十辆大车的行李散失殆尽，随从人员作鸟兽散，自顾逃命去了。
魏忠贤这个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荣耀了一阵之后，居然死在老家南面几十里的阜城县，是他自己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这个权势显赫老奸巨猾的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下场，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人们用各种方式加以渲染，无名氏的《挂枝儿》小曲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在魏忠贤上吊以前，旅馆外面有一个从京城来的白面书生，唱了一首《挂枝儿》小曲，为他催命：听五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清初史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录了这首《挂枝儿》，他是颇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计六奇的话，反映了当时民众对魏忠贤这个罪魁祸首的深恶痛绝，对他的下场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
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朱由检显示了他所独具的胆识、魄力和韬略，因此引来明末清初文人学士的一片喝彩。
夏允彝《幸存录》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评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
文秉《烈皇小识》也有类似的观点：“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确实如此，即位还不到三个月，朱由检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元凶，真是不同凡响。在这里，胆识和韬略比地位和权力显得更为重要。
魏忠贤一命呜呼以后，由于此人一生倒行逆施、残害忠良，人们恨之入骨，愤恨之情顿时喷涌而出，由街谈巷语进而成为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它的序言上面写着“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离魏忠贤之死仅仅半年，反应不可谓不快。继之而来的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梼杌闲评》等。与此相呼应，纪实性的史著也陆续出现，为遭到迫害的仁人志士鸣冤叫屈，例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都在崇祯年间广为流传。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1）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魏忠贤一死，“阉党”土崩瓦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况魏忠贤这个精通权谋术数的野心家，得势以后全力结帮拉派，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后患无穷。对此，朱由检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清算，为今后的“维新之治”扫清道路。
多年的“阉党”专政之下，言路受到钳制，不少负责监督、弹劾责任的言官（给事中、御史），慑于其淫威，或丧失气节，或卖身投靠，身上都不干净。企图依靠这些言官去清算“阉党”，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朱由检特地下了一道“考选令”，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要他们以清查“阉党”为职责。在这种正气的鼓动下，那些受蒙蔽的言官纷纷反戈一击。于是，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到崇祯二年（1629）三月，形成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它的第一步，是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首当其冲的是号称“五虎”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两大要害部门，是魏忠贤在外廷最为得力的帮手，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已经辞官回乡，但声势依然显赫，不料魏忠贤自杀身亡，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妙。
果然，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揭发崔呈秀罪大恶极，绝不能以辞职了事。例如：借口铸造钱币，销毁历代钟鼎彝器；乘先帝病重之际，假传圣旨，摇身一变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之是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批示：崔呈秀罪状明悉，先削籍为民，再进一步审查定夺。
却说辞官回到蓟州（今蓟县）老家的崔呈秀，得知皇帝已经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进行审查，自知难逃一死，就在家中摆了豪奢的“送终宴”，图个醉生梦死。然后，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消息传进宫内，朱由检立即下令查抄他的家产，并且指示三法司：崔呈秀“负国”、“擅权”，死有余辜，必须按照法律公布罪状。
客氏也在劫难逃。就在崔呈秀畏罪自杀六天之后，太监奉命把客氏逮捕，关押在宫内浣衣局，严刑审讯。客氏招供：她妄图仿效吕不韦故事，私自带入怀孕奴婢，觊觎皇位。招供后，当即被活活打死。她的儿子侯国兴和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一并处死，其余亲属充军边疆。
三法司关于魏、客罪状的审查报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呈送给了皇帝。朱由检看了以后，提出了两条方针性意见：
第一，元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应该早日公布罪状。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谋为不轨。”
第二，五虎、五彪也应依照法律定罪，伸张国法。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擢，机锋势焰，赫突逼人。五彪田尔耕等，受指怙威，杀人草菅，幽圉累囚，沉狱莫白。”
看得出来，朱由检主张对阉党骨干分子给予严惩，决不宽恕。但是，他的这种方针很难贯彻。原因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潘士良三人，长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自身并不干净，唯恐严惩五虎、五彪，会牵连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们尽快给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定案，他们故意拖延了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1628）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审查结论呈上，崔呈秀的审查结论还没有写好。
他们不仅拖延时间，而且尽量低调处理，缩小审查的圈子，以免牵连到自己。朱由检非常不满意，写了一道谕旨，再次重申他对于魏、客、崔罪状的基本观点：魏忠贤——“睥睨宫闱，荼毒善良”，“盗帑弄兵，阴谋不轨”；客氏——串通魏忠贤，“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既然三法司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干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决：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斩首示众；崔呈秀——戮尸斩首。同时宣布，把魏、客的罪状与判决书向全国公布，用以警戒那些“奸恶乱政”的阴谋家、野心家。
清查阉党逆案
在惩处了元凶首恶之后，清查党羽亲信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早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就已经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同奴仆一样尊崇魏忠贤。顾秉谦在天启四年至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凡是陷害忠良的“谕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担任《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制造舆论。天启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昆山老家。崇祯元年（1628）正月，工科给事中祖重晔揭发他，勾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手捻白须甘愿自认儿孙，丧尽廉耻。
刘志选、梁梦环、刘诏、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之流，则是另一种类型。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还嗜好官场钻营，被魏忠贤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围的顺天府。此后，他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打击国丈张国纪和皇后张氏，图谋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为皇后，刘志选积极配合，诬陷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忠贤喜欢的官员之类。
御史高弘图接二连三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以杀害忠良来献媚；真正颠覆社稷、动摇宫闱、妄图反叛的党羽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罪状超过“五虎”、“五彪”，应该严惩。
在这种政治风浪之下，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藏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例如杨维垣、霍维华之流。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弥缝”——为自己填补漏洞，洗刷、粉饰，妄图蒙混过关。
御史任赞化在奏疏中指出，天下最怕的不是真小人，而是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太仆寺少卿杨维垣！杨维垣原本与崔呈秀是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除了“丢车保帅”的障眼法之外，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此，任赞化刻画得十分深刻：杨维垣看到“阉党”即将失败，迅速“翻身于局外”，妄想借攻击崔呈秀，使自己“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以后，指使有关衙门对杨维垣这个机灵善变的脚色进行审查。几天以后，御史邹毓祚揭发，杨维垣是魏忠贤的党羽，投靠最早，占气最先，眼看苗头不对，立即见风使舵，赶快转身，贪天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涂脂抹粉。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朱由检下达谕旨，革去杨维垣的官职。
兵部尚书霍维华也被揭发，他是阿谀奉承魏忠贤而一步步爬上来的，所谓“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三年里面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爬上了尚书的高位。此人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得势时，借刀杀人不遗余力；魏忠贤失势时，马上摇身一变攻击魏忠贤，博取“反魏”名声。给事中阎可陛、汪始亨以及御史戴相，分别揭发霍维华其实可以列入魏忠贤的“五虎”名单，比其他几个号称“五虎”的人物更为厉害，人称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两人狼狈为奸。因此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意思是：蓟州人崔呈秀走在前面，东光人霍维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朱由检下旨，免去霍维华兵部尚书之职。
愈来愈多的达官贵人在清查中显露原形。原任户部尚书黄运泰、原任兵部尚书阎鸣泰，向魏忠贤“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如鬼如蜮”，因而官运亨通。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边藏有“袖珍手册”，上面罗列朝野正直人士的姓名、事迹，称为“门户”（意为朋党），随时提供给魏忠贤打击异己时参考。这些人都遭到“削籍”的处分。
已经死去的原任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也没有逃脱。此人因为与魏忠贤同乡同姓而格外受到器重，他自己干脆与魏忠贤认为“同宗”，以亲信自居。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指出，起先专横的魏忠贤还有点忌惮内阁，自从魏广微卖身投靠以后，就可以利用内阁攻击外廷。于是乎，阉党气焰嚣张，毒遍海内。朱由检原本考虑到此人已死，不想追究；待到罪状明朗化以后，以为非惩处不可。他在谕旨中指出：魏广微借重魏忠贤的威势，钳制朝政，把国家大权交给逆党，是毒遍海内的罪魁祸首。为此，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