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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辽阳城堡整修一新，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也成为重镇。
熊廷弼其人，有胆略而精通武艺，能左右开弓，在战略上有独到见解，堪称帅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明史》所说“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在官场上人缘很不好，导致他一度赌气，掼纱帽。皇帝极力挽留，对他说，现在你这位经略卸担子，岂不前功尽弃！你应该更加殚精竭虑、忠心耿耿，与各方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皇帝对他充分信赖，使得熊廷弼能够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安然无恙，辽东局势也太平无事。不料，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皇帝驾崩，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不久就遭到言官出于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终于被迫罢官。
辽东局势从此发生剧变。
取代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
战略性惨败后，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阉党”分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对他加以牵制。导致“经抚不和”——经略与巡抚互相冲突，落于下风的当然就是熊廷弼。受到诬陷的熊廷弼，被捕入狱，又遭到“阉党”分子诬陷——贿赂杨涟等朝廷官员，终于落得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杀头以后首级传示“九边”（九个边防重镇）。
宁远大捷
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孙承宗，鉴于辽东局势日趋恶化，向皇帝坦陈己见，建议加强边疆大臣的职权，尤其要选拔“沉雄胆智”的将领，给予重任。他自己前往山海关视察，非常不满意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消极退守主张。这时候，监军袁崇焕向孙承宗提出请求，给他五千军队，他愿意镇守山海关北面的宁远重镇。孙承宗觉得这个请求很有战略眼光，想与袁崇焕一起前往宁远城堡、觉华岛一带实地察看。他考虑到山海关守备松弛，已经不再具备“重关”的作用，而宁远、觉华互相依托，扼守南下要冲，非得亲自前往踏勘不可。在王在晋的再三涕泣哀告下，孙承宗只得在中途返回。
回京以后，孙承宗向朝廷报告，不同意退守山海关，主张把人力物力投入宁远要塞的构筑，与觉华岛形成犄角之势。在为皇帝的讲学筵席上，孙承宗指责王在晋极不称职。皇帝当即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起用现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样高级别的大臣，去担任辽东经略，是前所未有的举措。
孙承宗到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的防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开拓疆域四百里，加强宁远城堡与觉华岛的防务。
令人惋惜的是，不久，他遭到“阉党”分子的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一切的踌躇满志，一切的文韬武略，统统落空了。辽东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乘机率领主力进犯宁远城堡。
对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及第。天启六年（1626）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死坚守城堡，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写下血书，激励将士。因为兵力处于劣势，他巧妙利用先进的火器杀伤敌军。
一种是所谓“万人敌”。把火药均匀地撒在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成一卷，点燃后，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而且愈扑火势愈加厉害，敌军士兵猝不及防，多被烧伤。
另一种是所谓“红夷大炮”。这种从外国引进的大炮，火力强大，必须在大炮几百步以外挖掘堑壕，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躲入堑壕，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力。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一名姓唐的通判亲自放炮，唐通判不知道躲避，当场被震死。但是，就是这一炮，击中了努尔哈赤的指挥部——黄龙幕帐。努尔哈赤不得不承认战败，带领死伤人员，号哭奔回。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役。辽东民谣唱道：“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讲的就是这一件事。这一仗，使得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得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惨败：我大清发兵以来，所向披靡，明朝诸将不敢议论战与守，敢于议论战与守，是从袁崇焕开始的。
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开始征战，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宁远城下惨败，颜面丢尽，愤恨而归，不久就病死在沈阳。
这就给扭转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时机。袁崇焕一方面在锦州、中左（塔山堡）、大凌（锦县）三地加强防务，另一方面秘密派出使者，与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议和。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座城堡必须加紧修筑，现在业已迁徙商人居民前往屯田开垦。假如城堡没有修筑完毕，而敌军赶来，势必只得放弃，功败垂成。有鉴于此，乘敌人正忙于鸭绿江一带的战事，姑且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待到敌人发觉，三座城堡已经修筑完成，战守的第一道防线在山海关四百里以外，固若金汤了。
皇太极从朝鲜回师不久，果然发兵进攻锦州。由于锦州城防坚固，无隙可乘，转而进攻宁远，再次遭到惨败。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次兵败于宁远，令袁崇焕兴奋之极。他在给朝廷的报捷奏疏中毫不掩饰这种兴奋情绪：十年以来调动全国的军队，都不敢与后金军队交锋。现在开始一刀一枪和他们拼命，忘却了敌人的凶狠剽悍。臣在城墙上大声呼喊，军队分路追击，在愤恨中一战挫败敌人。皇帝看了奏疏之后，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
这确实是十年未遇的大好形势。然而，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局面，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到魏忠贤的嫉恨，唆使他的党羽攻击袁崇焕“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这是在自毁长城，好不容易开创的大好局面，被无端地葬送。以后虽然袁崇焕再度出山，无论怎么努力，再也恢复不到以前那样的局面了，不免令人遗憾。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朱由检即位以后，把扭转辽东局势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头等重要任务。根据朝廷大臣的建议，他召回了袁崇焕，立即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很显然，他对于曾经战胜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帅才，是寄予厚望的。
兵部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吕纯如极力推荐袁崇焕，请求皇帝破格重用。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评价也独具只眼。他说，之所以建议朝廷重用袁崇焕，只认定此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个字实在精当得很，“不怕死”是勇敢无畏，“不爱钱”是清正廉洁，“曾经打过”是曾经打过胜仗——两次宁远大捷，威震辽东。吕纯如在奏疏中分析道：当强敌压境之时，其他人都大声疾呼盼望援兵，唯独袁崇焕把母亲妻子安置在军中，表示誓与将士共存亡的决心。纸上谈兵人人都自以为是，而未必能够在战争的矢石锋刃中练就一身胆气，这就是臣所以说袁崇焕始终可用的道理。
这番话说得很别致很深刻，也很有道理，朱由检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任总管蓟镇、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的“督师”大臣，把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就是考虑到他确实是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不怕死，不爱钱，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韬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朝廷渴望扭转辽东战局，他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与高级官僚及督师袁崇焕讨论平定辽东事宜，主要是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
会议一开始，朱由检就直截了当地向袁督师提问：建部（按：指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境内疆域沦陷，辽东生灵涂炭。你不远万里从家乡应召前来，忠勇可嘉。请把你的平辽方略，如实说明。
袁崇焕回答：臣受皇上知遇之恩，把臣从万里之外召来。倘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五年之内辽东外患可以平定，整个辽东可以恢复。至于平辽方略，臣已经另写了书面意见。
朱由检一听五年可以收复辽东，十分兴奋，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决不吝啬封侯之赏，希望你努力，解天下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可以世世享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到“五年全辽可复”这样的豪言壮语，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袁崇焕胆识实在不凡，真是奇男子。
御前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皇帝退入便殿休息。熟悉军事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乘会间休息，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具体方略。原以为他会滔滔不绝地陈述高见，不料，袁崇焕不假思索的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那意思是说，我是为了安慰皇上，姑妄言之的。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信口开河！五年以后，按期追查你的功绩，怎么办？
袁崇焕听了许誉卿一席话，方才意识到在皇上面前失言了。待到会议继续进行，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他急忙向皇上解释“五年复辽”的含义，并且提出许多前提条件。他说：辽东边防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是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企求“五年复辽”。这五年中，必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各个政府部门一定要悉心措置，使臣得心应手。
朱由检立即交代户部侍郎王家祯、工部侍郎张维枢，一定要着力筹办，务必使前方不缺钱粮、武器。
袁崇焕又提出人事问题：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部、兵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则用，不当用则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看得出来，朱由检把恢复辽东作为营造“中兴之治”的重要举措，所以对于袁崇焕提出的要求一一满足，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什么都可以答应。
袁崇焕又提出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说：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人之口则无能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也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全神贯注于“五年复辽”的方略，听得专注，不由得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略加思索后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为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态：臣如果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才疏学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教训，平淡地说：你的陈述井井有条，不必谦虚。随后敦促他早日出山海关，实现诺言。
在一旁的内阁大臣刘鸿训等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力，赐给尚方宝剑，把指挥大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他还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说：愿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宣扬皇上威德，消灭敌寇。
这场御前会议，显示了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的焦虑心态。他即位以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逆案”，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部抓到了点子上。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袁崇焕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复辽”的方略，来“聊慰上意”。动机固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这和袁崇焕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清初学者张岱《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写的传记，对他的秉性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基于对袁崇焕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复辽”豪言壮语的提出，并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惭的结果，不仅不能“灭寇”，反而导致了“自灭”。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御前会议以后，袁崇焕就成了皇帝寄予厚望的“钦差出镇行边督师”，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督师统帅。如果说一句套话：机遇和挑战并存，实在很牵强。对于这位督师大臣而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离京履任之前，向皇帝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一点回旋余地。
他从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孙承宗一再受到排挤、难以实现抱负谈起，说到自己的顾虑。说得文一点，就是“任而勿二”和“信而不疑”——对任用的人不要有二心，对信用的人不要有疑心。他认为，朝廷驾驭边臣与驾驭京官有所不同，边防统帅处于战争之中，可惊可疑的事情经常发生，必须从成败大局着眼，而不必过于计较一言一行的细小差错。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成三句话。第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第二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第三句是：“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他的意思是，守卫辽东这片国土必须依靠辽东人民，辽东人民必须依靠辽东这片国土来养活，这是基本的立足点；因此战略方针应该固守、征战、和谈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导，征战为辅助，和谈为补充，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和他两天前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他希望皇帝能够谅解，不必拘泥于五年责功；也希望朝廷大臣能够宽容边臣的难处，不必疑虑和怨恨，一旦五年之内没有“复辽”，不要骤然绳之以法。所以他要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看得出来，袁崇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不安情绪。
朱由检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希望他按照战略方针大胆行事，不必瞻前顾后。袁崇焕当然明白，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误，则责之愈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朝廷大臣则不然。在御前会议上深知袁崇焕信口开河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针对袁崇焕提出的“法在渐不在骤”，向皇帝请求“以法治边臣”，不给他留下回旋余地。许誉卿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在辽东惨败的先例，总结其中的缘由，就在于：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