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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
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
唐代道教的勃兴
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
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⑦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⑧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
‘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
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
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维护李唐‘绵系‘。
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五月，以玄奘为首的佛教徒要求调整道先佛后的关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对此进行辩论，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只好下诏宣布：‘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⒂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李显也是庸懦无能之辈，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⒄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宝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宝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改元‘天宝‘，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却大加赞赏。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
第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宝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
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⒆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宝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