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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的意思是破产，是律师界绝妙的行话。
我看看名片，又看看他那张麻脸。我确实听人说起过摩尔克。我在报纸的分项广告栏中也见到过他的广告。他在广告中标出办理破产的手续费是150美元，而现在他却像个贪婪成性的家伙一样在办事员办公室逛来逛去，等待机会朝一个或许有能力支付150美元的破了产的笨蛋猛扑过去。
我客客气气地接过名片。“谢谢你，不需要。”我尽量和气地说。“我自己可以对付。”
“你会搞糟的！”他立即接口说。我相信他这样说过上千次了。“办破产案子是很棘手的！我一年要办上千件。你只要现付200美元，我立马替你办妥。我有一个事务所，人马齐全。”
现在价钱抬到200美元啦！如果你主动找他的话，我猜他还要再敲你50美元。此刻若是教训他一顿，自然顺理成章，十分容易，但我感到摩尔克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羞辱的人。
“谢谢，不用了。”我边说边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挤在下行的电梯里，我简直像在受罪。电梯走得很慢，里面塞满了律师，全部衣衫不整，夹着破皮包，穿着旧鞋子。他们依旧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可以豁免，什么是无抵押的，什么是有抵押的。律师的交谈令人难以忍受，讨论的问题却重要得要命。他们看来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
在电梯就要下到底层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问题突然闪过我的脑际。一年后的现在我将会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不仅仅是也许，而且极有可能我正乘着这同一部电梯，和现在在场的这些人进行同样无聊的辩论。我极有可能跟他们完全一模一样，在街头漂泊，千方百计想从那些身无分文的人的口袋里抠出手续费，或者在法庭周围游荡寻找办案的机会。
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头晕目眩。电梯里又热又闷。我怕是要生病了。电梯终于停了。他们涌进休息厅，四处散开，仍旧在争论，仍旧在谈着交易。
我沿着中美商业大街溜达。新鲜的空气使我精神振作。这条街道从前叫做大街，是一条不准车辆通过的行人街，街上有辆手推车载着喝醉了的酒鬼来来去去。法院大楼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因而许多律师依然常常在此闲逛。我从市中心区一幢幢高楼前面走过，心里捉摸着设在这些大楼里的无数个律师事务所此刻内部的情景：律师们手里正忙个不停，他们每天不得不工作18小时，因为旁边的那位伙计每天都干到20小时；资历较浅的合伙人正在相互商讨事务所的战略战术；资深合伙人正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转角处的办公室里，对一群俯首贴耳的年轻律师滔滔不绝地下达指示。
老实说，我刚进法学院时，梦想的就是这种场景。我想和精明过人、士气高昂的人们一起工作，所有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超负荷的任务。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和权力。去年夏天，我去打工的那家事务所规模很小，只有12位律师，但却有许多秘书、律师帮办和办事员，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忙乱的景象倒颇为令人振奋。我在那个工作班子里仅仅是小小的一员，但我渴望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它的头领。
我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一个冰淇淋，在法院广场找了一张凳子坐下。地上的鸽子抬头望着我。第一联邦大厦低头俯视着我。这是孟菲斯最高的大楼，也是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办公之处。我要是想进这家事务所工作，那真比登天还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要诅咒它却十分容易。我们诅咒它，是因为我们不符合它的标准。我们憎恨它，是因为它对我们看都不看一眼，连给我们一个面试的机会也不屑。
我估计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在每一个领域里也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我既然无门可入，我既然与它无涉，那我就一辈子这样憎恨它。
说起了事务所，我想既然我现在就在市中心，倒不如化几个小时，敲开它们的大门碰碰运气。我手头有一张律师名单，他们或者单独开业，或者和其他一两个人凑在一起。想进入人满为患到这般田地的律师界，唯一令人鼓舞的因素是，有那么多大门可以让我一个一个地敲。我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在某一个美满的时刻，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家以前谁都没有光顾过的事务所，抓住一个忙得晕头转向因而迫切需要找个新手来替他或者她打杂的律师。究竟是他，还是她，我都无所谓。
我走了几个街区，来到斯蒂里克大楼。这是孟菲斯市建成的第一座高楼，如今成了数百名律师办公的场所。我和几位秘书分别聊了聊，递上我的个人简历。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居然会雇用性格阴郁，甚至粗鲁的女人当接待员，使我大为惊讶。我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求职的事，她们早就把我当成乞丐一样对待。有两个女人像抢一样接过我的简历，立刻就塞进了抽屉。我真想装成一个潜在的委托人在她们面前出现：一个悲恸欲绝的丈夫，妻子刚被一辆大卡车压死，这辆卡车保险的金额又大得不能再大，而且司机又是醉后开车。也许是埃克森公司的卡车。那时，这些穿着时髦的母狗肯定会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出来，满面堆笑，奔过去为我倒咖啡。瞧那模样，才真令人喷饭呢。
我出了一个事务所又走进另一个事务所。尽管直想大吼大叫，但仍是面带微笑，对同样货色的女人们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是的。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想见一见某某先生，谈谈工作的事。”
“谈谈什么？”她们总是这样问。而我总是一边继续微笑着，一边把简历递过去，并且再一次请求见一见大人物先生。但大人物先生总是太忙，所以她们也总是挥手让我离去，同时保证随后有人会跟我联系。
孟菲斯的格兰其小区在商业区的北面。林荫遮盖下的街道两侧，那一排排狭窄的砖房，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一个位于市郊的住宅区，是二战结束时流入新兴地区的工人们拼拼凑凑修建起来的。这些工人在附近工厂里干着报酬不菲的工作。他们在屋前草坪上植树，在屋后草坪上修建庭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喜欢流动的工人向东部迁移，在那儿修建更加漂亮的房屋，而格兰其也就逐渐变成了靠养老金过活的退休老人和下层白人与黑人的混合居住地。
布莱克夫妇居住的房屋，外表与别的房屋一模一样，建在一块80×100英尺的平地上。前面院子里那棵本该遮荫的大树出了点儿毛病。在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里，停着一辆旧雪佛莱。院子里的草木修剪得整整齐齐。
在他家的左侧，邻居正在改装高速汽车，零件和车胎一直撒到大街边。右侧的邻居已将整个前院用钢丝网眼篱笆团团围住，里面长的杂草高达1英尺。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在篱笆内的土路上来回巡逻。
我在雪佛莱后面的车道上停好车。离我不到5英尺的那两条猎犬，朝我嗥叫起来。
我并不乐意来此，因为我不愿看到唐尼·雷·布莱克。我怕他病情严重，消瘦得像他母亲描绘的那样皮包骨头，而我的个性却十分软弱。
她来到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薄荷香烟，隔着栅栏瞪着我。
“是我呀，布莱克太太，鲁迪·贝勒。我们上星期在柏树花园见过面的。”
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货物的推销员，在格兰其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望着我时面部毫无表情。她向前跨了一步，把香烟塞到嘴里。
“不记得啦？我在准备帮你跟大利保险公司索赔呢。”
“我还以为你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呢。”
“嘿，我不是的，布莱克太太。”
“咱叫多特。咱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对，多特。”
“那些该死的家伙真要把咱逼疯了。他们，还有那些摩门教徒。叫那些童子军星期六早上还没有出太阳就来卖糖纳子！你要干什么？”
“呃，假如你有空的话，我想谈谈你的案子。”
“案子咋啦？”
“我想和你研究几个问题。”
“我还以为你已经谈完了呢。”
“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
她喷出的烟透过栅栏朝我飘来。她慢慢地开了门，我走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跟着她跨入厨房。屋里的空气湿热，到处弥漫着走了味的烟草味。
“要不要喝点什么？”
“谢谢，不啦。”我在桌旁坐下。多特倒了一杯可乐，加了冰块，然后背靠橱柜站着。屋里看不见巴迪的人影。唐尼·雷大概是在卧室里。
“巴迪哪去啦？”我用愉快的声音问，仿佛他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位老朋友。
她用头指指对着后院的窗户。“瞧见外边那部老爷车了吗？”
在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在破破烂烂的堆放杂物的棚子边上，一辆旧福特停在一棵枫树下面。两扇白色的车门全都敞开着，车头上蜷缩着一只老猫，正在那里闭目养神。
“他坐在他那辆车里呢。”她解释道。
车的四周长满杂草，四个轮子已不知去向。似乎几十年来，它周围的一切都未曾有人打扰过。
“他要到哪儿去？”我问。这时，她脸上倒是确确实实露出了微笑。
她大声地喝着可乐。“巴迪，他哪都不去。咱1964年买的那辆车，全新的。他每天坐在车里，整天坐，就巴迪和猫。”
这倒是颇为符合逻辑的。巴迪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没有香烟的烟雾来损害他的呼吸系统，也不必为唐尼·雷担忧烦心。“为什么呢？”我问。很明显，谈论巴迪，她并不在乎。
“巴迪不正常。咱告诉过你了，上星期。”
我怎么居然会忘了呢！
“唐尼·雷还好吧？”
她耸耸肩，走到那张做工粗糙的餐桌边，在我对面坐下。“好好坏坏。你想看看他？”
“以后再说吧。”
“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不过还能走几步。也许咱在你走之前会把他叫起来。”
“嗯。也许。呃，你这案子我已做了很多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已化了许许多多小时，研究了你所有的文件。而且还化了好几天时间在图书馆研究有关的法律。嗯，坦白地说，我觉得你们绝对应该告那个大利公司。”
“咱们不是早就决定要告了嘛。”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女人。毫无疑问，这是她和坐在外面福特汽车上的那个怪人共同度过的艰苦生活造成的。
“也许是的，不过我仍旧要研究研究。我的建议是：你去告他们，而且立刻就去告。”
“那你还在等什么？”
“可是你不能指望很快就会有结果。你要告的是一个大公司。他们有许多律师，而律师可以让案子拖下去。他们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
“那要多久才有结果？”
“可能要几个月，也许要几年。我们可以提出诉讼，并且迫使他们迅速庭外解决。但他们也可能先迫使我们接受法庭审理，然后再提出上诉。这是无法预料的。”
“可他活不了几个月啦。”
“我可以问你点事吗？”
她喷了一口烟，点了一下头，两个动作和谐一致，无比完美。
“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索赔的要求是去年8月，就在唐尼·雷确诊之后。你为何一直等到现在才找律师呢？”我使用“律师”这个术语，不是十分严谨。
“这件事咱做得不高明，行了吗？咱当时以为保险公司会照办的。会赔咱的钱，你知道，支付咱小子的账单和医疗费。咱给他们不断地写信，他们也不断地回。咱不知道因为啥，硬是脑瓜子笨呗。咱按期交保险费，几年从来没迟交过一次，总以为保险单他们总不会不认嘛。再说呢，咱也从来没有用过律师，你知道吧，没离过婚，或者干过跟离婚差不多的事。老天哪，咱早知道用律师就好啦！”她伤心地转过身，朝窗外望去，凄凉的目光射向那辆破旧的福特，射向车里那令她悲哀的人。“他早上喝一品脱杜松子酒，下半天再喝一品脱。咱不把这放在心上。喝酒能让他开心就成啦。能让他不呆在屋里就成啦。再说，也不是因为喝酒，他才不能有所作为的嘛。明白咱意思啦？”
我们俩都在望着低头缩在汽车前座上的巴迪。生长过猛的杂草和枫树在车身上投下了稀疏的阴影。“你替他买酒吗？”我问，仿佛这很重要似的。
“哦，不。他雇了邻居的一个孩子替他买酒，买回来再偷偷塞给他。还以为咱不知道呢。”
从屋子后面传来了走动的声音。屋内没有空调机，声音听得很清楚。有人在咳嗽。“哎，多特，我挺乐意为你办这个案子。我知道自己还是个新手，一个就要跨出法学院大门的毛头小伙子。可是我已经在上面化了许多时间，对这个案子比谁都熟悉呀。”
她面无表情，脸上是几乎绝望的神色。律师就是律师，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两样？把案子交给我，还不是和交给别人一样？说来也真怪。尽管律师先生们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化了那么多的金钱，在电视上插播了那么多愚不可及的低预算的广告片，在户外摆出那么多破破烂烂的广告牌，在报纸上登了那么多像大拍卖一样价格低廉的分类广告，世界上还是有多特·布莱克这样的一类人，不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出庭辩护律师和一个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把宝押在她的这种幼稚无知上。“我或许得再找一个律师帮衬帮衬。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我通过资格考试拿到律师执照之前，打打他的牌子。”
这句话对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要化多少钱？”她问，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疑心。
我向她送去一个货真价实的热情的微笑。“一个子儿也不要。官司打赢了我才收费。在咱们将来拿到的赔偿费里，我取三分之一。拿不到赔偿费，我分文不收。你一个子儿也不用现付。”她肯定在哪一个广告中见到过这种常规的收费方式，但却显得一无所知。
“赔多少？”
“我们将要求保险公司赔个几百万。”我夸张地说，而她显然是上钩了。我不认为在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身上还有贪婪的个性。她曾经有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不知多少年前早已经破灭了。但是，狠狠地把大利保险公司敲一下，让他们受点儿罪，这一想法却很对她的胃口。
“你拿三分之一？”
“我并不指望赔偿费真会有几百万。但不管是多是少，我都只取三分之一。而且，是在付清了唐尼·雷的医疗费之后余额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她的左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那就干！你拿多少咱不在乎，咱就是要干。咱现在就干呢，还是明天？”
我的口袋里有一份折叠得齐齐整整的律师业务合同，是我从图书馆一本表格簿里取来的。此刻，我本应把它亮出来，让她签上大名，但我却无法让自己这么干。就职业道德而言，我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开业执照之前，我不能签署任何接受委托的协定。我想，多特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我像一个真正的律师那样，开始不断地看表。“我得回去工作了。”我说。
“不想看看唐尼·雷啦？”
“下次吧。”
“咱不怪你。只剩下皮包骨啦。”
“我过几天再来，可以多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谈，而且我还得问他几个问题。”
“抓紧点，好吗？”
我们又扯了几分钟，聊着柏树花园和那里的喜庆活动。她和巴迪一周去一次，假如当天她能让他上午不喝醉的话。这是他们夫妇俩一齐外出的唯一时机。
她还想谈下去，而我却想走人。她陪我走到门外，仔细瞧了瞧我那辆破旧而又肮脏的丰田，叽里哈噜地咒骂着进口货，特别是那些日本的产品，间或朝那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发出大声的训斥。
她站在信箱边，抽着烟，目送着我的车在远处消失。
尽管刚刚申请破产，我却照样胡乱花钱。我化了8美元，买了一盆天竺葵，准备送给包娣小姐。她喜欢鲜花，这她说过的；而且十分孤独，那是当然的。所以我想给她送盆鲜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给这位老人的生活里增加一缕阳光罢了。
我到达那儿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她正趴在屋子旁边的花圃里。花圃旁边就是车道，通向后院四面不靠的汽车库。车道两侧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花草、灌木藤蔓和装饰用的幼树。和她同年龄的大树的浓荫遮盖着屋后的草坪。在砖砌的后院里，花棚开满了灿烂夺目、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我向她献上那小小的礼物时，她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她扯掉手套，随便朝花丛里一扔，把我领到屋子后面。她刚好有个地方可以安置我送的天竺葵。明儿一早她就把它栽上。你想不想喝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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