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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竺葵。明儿一早她就把它栽上。你想不想喝杯咖啡？
“喝点儿水就成，”我说。她那淡而无味的速溶咖啡的美妙滋味，我还记忆犹新呢。她一边拍打着围裙上的泥土，一边让我在露天平台一张装饰华丽的椅子上坐下。
“冰水？”她问。能让我喝上一杯，显然使她高兴万分。
“好的。”我说。她蹦蹦跳跳地跨进门，朝厨房走去。后院里的花草树木虽然生长得过于兴旺，但院子很大，屋子与茂密灌木树篱之间的距离，至少有50码之遥，因而反倒给人一种奇特的匀称感。穿过树丛，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院子里有几块小小的花坛，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显然是她或别的什么人不惜精力精心养护的结果。篱边砖砌的平台上有一个喷泉，但却没有喷水。在两棵树之间，挂着一张旧吊床，撕破了的帆布和吊绳在微风中转动。草坪里没有杂草，但却急需修剪。
车库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关着的两扇门，可以向上收起。车库一侧是一个窗户封着的储藏室，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套房，一架木板楼梯弯弯曲曲绕过转角，通到套房的后部。套房有两扇很大的窗户面对正屋，其中一扇的玻璃已破。蜿蜒而上的常春藤正侵蚀着外墙，并将奋力穿过破裂的窗户进入室内。
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古怪的感觉。
包娣小姐拿着两杯冰水，跨过落地窗，一颠一颠地跑到我面前。“你觉得我的花园怎么样？”她在我身边坐下后问道。
“很漂亮，包娣小姐。真宁静！”
“它是我的生命嘛！”她豪放地挥舞着双手。杯中的水溅到我的脚上，她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把时间全化在这里了。我可爱它呢。”
“确实很美。所有的活你一个人干？”
“哦，大部分。我雇了一个小伙子割草，每周割一次，30美元。这么贵你信吗？从前5美元就成啦。”她咕嘟一声喝了一口水，咂咂嘴。
“那上面是不是有个套房？”我指着车库上面问道。
“从前是。我的一个孙子在那儿住过一阵子。我把它整修了一下，加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厨房，弄得漂漂亮亮的挺不坏。他当时在孟菲斯州大学念书。”
“他住了多久？”
“不久。我实在不想再谈起他。”
这个孙子，一定是那几个名字从她遗嘱里勾销掉的儿孙中的一个。
在你化了许多时间敲开一个又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乞求一份工作，而又屡屡遭受到那些厉声粗气的女秘书的白眼之后，你就会抛开一切顾忌。你的脸皮就会变得越来越厚。你被人拒绝就会毫不在意，因为你很快就会明白：即使再糟糕，也不过是听对方说一个“不”字而已。
“我揣摸，你大概现在不会乐意把它出租吧？”我大胆地问，没有丝毫的迟疑，更不担心被她拒绝。
她手中的杯子正举到半空，这时她盯着那套小屋，仿佛刚刚才发现它。“租给谁？”她问。
“我很乐意住在这儿。这地方很迷人，而且一定十分安静。”
“像死一般的静。”
“不过，我并不想久住。你知道，等开始工作，我就抬脚走路。”
“租给你，鲁迪？”她不信地问。
“我喜欢这儿，”我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这里对我非常合适。我单身一人，不喜欢吵吵闹闹，也付不起太贵的房租。这里对我太适合啦。”
“你能付多少？”她直截了当地问，突然变得很像一个律师，正在盘问破了产的委托人。
我猝不及防。“哦，我不知道。你是房东，该你告诉我房租是多少嘛。”
她转过头，激动地望着树丛。“400，不，一个月300美元如何？”
包娣小姐以前显然没有当过房东，所以才这样漫天要价。幸运的是，她没有一上来就开出每月800美元。“我想最好先看一下房子再说。”我谨慎地说。
她站了起来。“房子不怎么好，你知道，做了10年的储藏室。不过可以修好，主要是水暖管道，我猜。”她拉着我的手，走过草坪。“我们得把水管接通。暖气和通风的情况，还不清楚。里面家具有是有几样，但是不多。旧家具都给我扔掉啦。”
她踏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你需要家具吗？”
“要得不多。”楼梯的扶手摇摇晃晃，整座房屋似乎都在晃动。
9
法学院把同窗变成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在背后捅人一刀。这是在为进入现实世界作培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三年级学生在模拟审判比赛时相互高声叫骂，随后就拳打脚踢，发生了一场武斗。校方先是把他们开除，接着又让他们复了学。学校需要学费。
学校里有许多人我确实不喜欢，有一两个则令我讨厌，我尽量不去憎恨别人。
但此时此刻，我却憎恨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卑鄙下流的小人。孟菲斯有个名叫《每日报导》的刊物，专门登载各种各样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业务情况。除了离婚申请和其他十几种重要的项目外，还列出前一天申请破产的案件。我的朋友或者朋友们认为，假如把我的大名从前天那些不幸者当中挑出来示众，从教科书第七章《破产申请》剪下一块并加以放大，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趣闻贴满法学院的角落，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他或他们贴的趣闻全文如下：“鲁迪·贝勒，学生；资产：1125美元（免税）；有保债务：欠独断专行财务公司285美元；无保债务：5136．88美元；未决诉讼：（1）税务局托收过期赊欠，（2）由汉普敦申请之裁决；雇主：无；律师：波罗西。”
波罗西的意思是我请不起律师，由自己担任自己的律师。今天上午我一走进图书馆，前台的学生办事员就给了我一份“趣闻”，说是整个法学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玩意。他说：“真不知道谁会觉得这玩意儿有趣！”
我谢了谢他，然后便快步跑到地下室我那个角落，再次钻进书堆，躲开熟悉的面孔。课程不久就要结束，我将离开校园，离开我无法忍受的那些家伙。
根据我预先的安排，今天上午我应该去见斯穆特教授。我迟到了10分钟，好在他并不计较。他的办公室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凌乱，他们过于才华横溢，反倒不能把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序。他脖子上的蝶式领结歪歪扭扭，脸上的微笑却是出自内心，真诚而友好。
我们首先谈论布莱克一家，以及他们与大利保险公司的纠纷。我给了他一份3页的案情提要，以及我本人独具创见的结论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方式。在他仔细阅读的当儿，我就研究他书桌下的一个个纸团。他读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许多遍。我对布莱克家提出的建议是：找一位出庭辩护律师，以欺诈罪起诉大利公司。斯穆特对此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意，尽管他对案情知之不多。
我想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是一个及格分数，别无其他。接着我们又开始谈论包娣·伯德桑小姐。我告诉他说，她过得相当舒服，想重新立一份遗嘱。我没有详谈，便把一份5页长的文件，亦即修改过的包娣小姐最终遗嘱交给了他。他迅速浏览了一遍，尽管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却随口评论说：看来挺不错。《老年人法律问题》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也不需要交论文。只要你去听课，访问那些老头老太，写出案情提要，那么斯穆特就会给你一个A。
斯穆特认识包娣小姐已有数年之久。她充当柏树花园的女皇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斯穆特每年两次带学生到那儿实习时都可以见到她。但她以前从未想过利用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拉着蝶式领结，陷入沉思。她很富有，他说他听了大吃一惊。
要是听说她即将成为我的房东，他才真的会大吃一惊呢。
马克斯·勒伯格的办公室就在斯穆特那层楼的转角处。他在图书馆前台给我留了张字条，要我去见他。课程一结束，他就要离开法学院。他是从威斯康星借来的客座教授，如今两年期满，他即将离去。在我们俩都离开这儿以后，有一阵子我或许会想念马克斯的，但此刻我却难以想象，对于和这个法学院有关的任何事或者任何人，我会怀有任何留恋的心情。
马克斯的办公室塞满了装酒瓶的纸箱。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我从未见过这样凌乱的情景。在令人尴尬的最初几分钟里，我们聊着过去两年里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拼命想把法学院描绘成令人激动的好地方。我从未见过他的情绪如此压抑，仿佛是真的在为即将离去而伤感。他指着装在一只“野火鸡”鸡箱中的一堆文件说：“那是给你的。是我在欺诈案中用过的最新材料。你留着，也许用得上。”
他上次给我的一批研究材料，我还没有读完呢。“谢谢，马克斯。”我望着纸箱上印的红火鸡说。
“你起诉了吗？”他问。
“呃，没，还没有。”
“你应该起诉。在市中心区找一个有良好出庭记录的律师。一个办理欺诈案件富有经验的人。我最近对这起案子考虑得很多，越考虑越喜欢它。很能打动陪审团。我可以想象陪审员会多么震怒，会多么严厉地惩罚那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人把这个案子接过去，并且一直干到底。”
我在拼命干呢！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伸出双手。“你要去工作的事务所是什么样儿的？”他跟着脚尖，两条腿的腿肚像练瑜伽功一样朝后面凸出。“你手头的这件案子是个大案。我在考虑，你知道，你该把它带到你那家事务所去。让他们与客户签协议，而杂七杂八的活则由你自个儿干。你那个事务所里肯定有出庭经验丰富的人。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找我。整个夏天我都将呆在底特律，跟奥尔斯台德公司打一场恶仗。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知道吗？我想这很可能是个大案。你要是把那些家伙狠狠地教训教训，我才高兴呢。”
“奥尔斯台德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问，想把话题从我的事务所移开。
他嘴巴咧得老大，边笑边用双手抱住头顶。那模样使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接着就喋喋不休、漫无边际地叙述那个了不起的案子的案情。我真后悔问了他那么一句。
在我和律师交往的有限经历中，我早已发现他们都受到同样一些毛病的折磨。他们最令人不快的爱好之一，就是热衷于讲述他们辉煌的战斗故事。如果正在承办大案，他们就非要让你知道不可。如果这个大案肯定能让他们发财致富，那他们一定要让人人明白，个个皆知。奥尔斯台德公司破产的前景，肯定会使马克斯无法入眠的。
“但是尽管如此，”他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我还是可以帮你一把，办好这个案子。秋天我虽然不来孟菲斯，但这个纸箱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捧起那只“野火鸡”纸箱，箱子很重，底部外凸。
“谢谢，”我望着他说，“实在是非常感谢。”
“我愿意帮助你，鲁迪。相信我，再没有比揪住保险公司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
铃声响起，他忙着接电话。我捧着沉重的纸箱，悄悄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包娣小姐和我做成了一笔奇特的交易。她不那么擅长谈判，而且显然也不少那几块钱。我把房租砍到每月150美元，公用设备费用包括在内。她还投入足够的家具塞满了4个房问。
除了交纳房租，我还得保证帮她干点家务杂活。主要是草坪和花园里的活。我负责用割草机割草，这样她每周可节省30美元。我还将修剪树篱，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如此等等。有关拔草的事，谈得比较含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不过我对此并不怎么计较。
对我来说，这笔交易很是合算，我为自己商人一般精明的谈判技巧感到自豪。这套房间起码值每月350美元，所以我节约了200块现钞。我估计，一周只要打5小时工，每月20小时，就可以对付过去，在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一笔不坏的交易。在图书馆里苦读了3年之后，我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当园丁。而且，这还会使我接近包娣小姐，我的委托人。
这是个口头协议，每月都要续订，所以如果将来不合意，那我就拔腿开路。
不太久以前，我曾看过几处漂亮的公寓。那些地方对崭露头角的律师倒很合适，面积不到1000平方英尺，有两个卧室，房租每月700美元。当时我是非常乐意租下的，可如今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将在这选中的套房中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这套房间当年由包娣小姐亲手设计，以后又被她搁置不用长达10年之久。但里面的设施尚能差强人意，橘黄色的粗地毯，淡绿色的四壁，一个卧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厨房，还有一个与厨房分开的小餐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呈拱形，给我这小小的阁楼增添了一种恐惧幽闭症的气氛。
我对这一切十分满意。只要包娣小姐不来找麻烦，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她要我保证不在这里举行疯狂的派对，不放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容留风骚女人，不狂饮不吸毒，不养狗养猫。她亲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亲自擦洗地板和墙壁，并且搬走了她能搬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拎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踏上楼梯时，她黏在我的身边紧得不能再紧。我确信，她为我感到可怜。
我刚把最后一个纸箱拖上楼，还没有来得及把任何一件行李打开，她就坚持要我到院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大约10分钟，我身上的汗水刚刚停止往外流，她突然宣布说，咱们该把花坛收拾收拾了。拔草拔得我腰酸背痛，她倒也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住了手，往我背后一站，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我只有撤退到尤吉酒家这一安全地带，才能逃避园子里的苦差。我今晚在酒吧当班，一直要干到酒店打烊，凌晨1点以后。
酒家挤满了顾客。令我很不痛快的是，在前面一个角落里，两张长桌边聚着我们一批同窗。法学院的一个学生组织，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聚会。这个组织名叫“专门律师团”，鄙人没有参加的荣幸，其成员都是那些在《法律评论》社耍笔杆子、自命不凡的重要人物。他们用拉丁语和其他谁也听不懂的愚蠢语言，唱着含糊不清的会歌，装出一副神秘兮兮、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们几乎全都会加盟大的法律事务所，或者到联邦法院担任文书工作。有两个已经接到了纽约大学税务学院的聘书。这是一个傲慢浮夸的小集团。
我为他们上了一罐又一罐啤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了。嗓门最高的那个小松鼠，名叫雅各·斯特普尔斯，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律师。3年前进法学院时，他已经精通各种各样的卑鄙伎俩了。他耍的骗人把戏，比这所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考试作弊，藏过研究资料，偷过其他学生写的摘要，而且经常对教授撒谎，为自己迟交作业辩解。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要挣到100万美元。我怀疑从《每日报导》上剪下关于我的那段趣闻，并且在法学院里到处张贴的就是这个家伙。这太符合他的性格了。
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