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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直视着他，我不再感到羞愧。他是我的委托人，他指望着我。我将接受他，而且决不遮遮掩掩。
他的呼吸已大体正常，但眼睛依然通红，泪水汪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泣，还是正从刚才的发作中慢慢恢复。“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我们突然听见克劳斯尖厉刺耳的叫声，掉过头来正好看见它从车顶飞下，落在杂草丛中。它对我那份合同的兴趣显然过大了一点，因而挨了多特一顿狠揍。多特对丈夫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在驾驶盘后面把身子缩成一团。她探身进去一把抢过合同，便风风火火朝我们跑来，那只猫还在到处乱钻，寻找藏身之地。
“80％入土了，不是吗？”唐尼·雷声音沙哑地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不管你从这场官司里得多得少，请你一定用这笔钱照顾好他们。他们这一辈子过得实在艰难啊。”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默默无言。
多特推开门，隔着桌子把合同搡到我面前。第一页的底部撕破了一点，第二页上面有一块污迹。我希望这不是猫粪。“给你。”她说。任务胜利完成啦！巴迪确实已在上面签字，虽然他的签名绝对是谁也无法看清。
我在合同上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唐尼·雷和他的母亲都签上字。交易已经结束，又闲聊了几句，我便开始不停地看表。
我离开他们母子的时候，多特坐在唐尼·雷旁边，温存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告诉他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13
我本来打算向巴里·X说明，由于家里有一些更加紧迫的事务，我周六不能来事务所上班。而且我本来还打算提出，在星期天下午来干几小时，如果他需要我的话。但我这是无事自扰。因为巴里这个周末要离开孟菲斯。既然没有他的帮助我就不敢指望能跨进事务所，这个问题也就变得不成问题。
由于某种原因，包娣小姐没有在日出之前敲响我的房门，而是代之以在车库前面我的窗子底下，忙忙碌碌地准备各式各样的工具。她一会儿把草耙和铁鍬往地上摔，一会儿又用一把又粗又笨的鹤嘴锄刮着手推车内部的泥污。她还磨了两把平头锄，而且自始至终，不是大声唱歌，就是高声喊叫。等我刚过7点终于从房间下来到了园里，她见了我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啊，鲁迪，早安。你好吗？”
“好，包娣小姐。你呢？”
“好极了，好极了。今天天气多好呀！”
今天几乎还没有开始呢，现在说天气多好未免为时过早。如果真有什么可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就清晨而言，这天气颇为湿热。孟菲斯那热得难熬的夏天，就要来到了。
她赐给我一杯速溶咖啡和一块面包，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围着那堆覆盖上料忙碌起来。我也立即投入行动，这使她大为高兴。在她的指导下，我把第一只100磅的袋子搬上手推车，跟着她绕过屋子，踏上车道，穿过屋前的草坪，最后把车推到靠街的一个狭小的花坛旁。她用带着手套的手端着咖啡，指点着覆盖土料应该铺撒的地方。一路推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尤其是通过潮湿的草坪这最后一段，特别费劲。但我仍旧用力撕开塑料袋，用一把干草杈开始把土料撒到花坛上。
15分钟以后，我撒完了第一袋，这时身上的T恤已被汗水湿透。她跟着我和手推车，返回到后院边，去装第二车。我把她指定的一袋拉到邮箱附近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小时，我们撤掉了5袋。那可是500磅覆盖土料呀，我着实是在受罪！到了9点钟，温度已上升到80华氏度。9点半，我终于说服她同意休息一会喝口水。坐了10分钟以后，我发觉自己要站起来十分困难。过了不一会，我的腰就合乎情理地剧烈作痛，但我咬紧牙关，只让自己稍稍龇了点牙咧了点嘴。她没有发现。
我不是一个懒汉。而且不太久以前，在念大学时的某一个阶段，我的身体还处于极佳状态。我练慢跑，参加校内各项体育运动。后来进入法学院，在过去3年中，我再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活动。因而现在才干了几个小时的重活，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用的软骨头。
中午，她给了我两块淡而无味的火鸡肉三明治，外加一只苹果。我坐在后院的风扇下面慢慢地吃着。我腰痛腿麻，双手发抖，像兔子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趁她在厨房里还没有忙完，我的目光越过那一小块绿色草坪，绕过覆盖土料叠成的纪念碑，落在静静地位于车库顶部的我那套房间上。不久以前，当我和她谈妥房租仅为150美元这样一个小数目时，我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真那么聪明吗？在这桩交易当中，究竟是谁得了大头？我记得当时还为自己占了这样一个甜蜜的小老太的便宜感到有一点儿羞愧，现在我却恨不得把她塞到一只倒空了的塑料袋里去。
根据钉在车库墙上那只古老的温度表的数据，下午1点钟，温度已高达93华氏度。到了两点，我的腰背终于无法动弹。我告诉包娣小姐我实在得休息了。她悲哀地对我看了一会，然后慢慢转身打量那一堆白色塑料袋。这一堆玩意儿几乎还是原封来动，忙了半天我们才刚刚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唉，你一定要休息，那我有什么办法！”
“就一个钟头。”我央求道。
她只好慈悲为怀。但到了3点半，我已经又在推车了，而包娣小姐则跟在车后寸步不离。
经过8小时的艰苦劳动，我打发掉整整79袋覆盖土料，不到她买来的三分之一。
刚吃完中饭不久，我就曾向她暗示，6点钟得去尤吉酒家上班。这当然是撒了个谎。我在吧台当班的时间是从8点到打烊。但她反正弄不清楚，而我已下定决心，在天黑之前把自己从覆盖土料堆里解放出来。到了5点钟，我干脆拔腿就走。我对她说，我已受够了，背疼得要命，我必须去打工。我跑上楼的当儿，她在底下伤心地望着我。她要想把我赶走就让她赶，我才不管呢。
星期天上午，震耳欲聋的滚滚雷声将我唤醒，滂沱大雨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屋顶。时已近午，我仍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昨夜当班时滴酒未饮，因而此刻头脑十分清醒，但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像是用混凝土浇定了似的，无法动弹。哪怕最最轻微的活动，也会引起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大口吸气。
昨天在我经受苦难的磨练时，包娣小姐曾经问我今儿上午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做礼拜。尽管租房契约上没有陪她上教堂这一条件，但干吗不去呢，当时我想。这位孤独的老人如果希望我陪她去教堂，这对我是小事一桩。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害处。
因而我就问她平时去哪个教堂。达拉斯的富裕礼拜堂，她答道。原来是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她在自己的家中，和肯尼思·钱德勒牧师大人一起做礼拜。
我请她饶饶我。她听了有点生气，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幼年时常常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那时候，老爸还没有染上酗酒的嗜好，还没有打发我去军校，他偶尔也陪我们去一两次。但进了教堂，他却啥也不干，只是喋喋不休发牢骚，所以母亲和我宁愿他呆在家里看报。我们去的是一个小小的卫斯理教堂，那位豪依牧师为人友善，常常讲些有趣的故事，听讲的人都觉得处在一种友爱的氛围中。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听他布道的时候，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主日学校里的孩子也很多，我自然不反对在星期天早晨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跟着老妈上教堂。
老妈有次做了个小手术，在医院躺了3天。教会里的姐妹们对手术的细枝末节，哪怕是最最秘密的部分，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在这3天当中，沙锅、蛋糕、馅饼、面包、盘子、碟子就像洪水般地涌到我们家中，送来的食品老爸和我一年也吃不完。她们组织起来，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老爸和我。轮班料理饭菜，打扫厨房，迎送带来更多沙锅的后来的宾客。在老妈躺在医院里的那3天当中，以及她出院回家后的那3天当中，至少有一位姐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是为了保护那些送来的食品。
老爸很讨厌这样的折磨。原因之一是，家里挤满了教会里的姐妹，无法溜出去喝上一口。我想她们也知道他好酒，现在既然已开进我家，她们就下定决心整整他。她们还希望他做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这样的角色他自然更是无法扮演。所以在第一个24小时过去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里。不过他留在医院可不是为了抚慰正在忍受病痛的妻子，而是呆在家属休息室里看电视喝含酒精的可乐。
那几天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暖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美味佳肴。那些女士围着我忙个不停，好像我的老妈已经不在人问。她们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我，我心里暖洋洋乐滋滋。她们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姨和奶奶。
就在老妈康复后不久，令人尊敬的豪依牧师却被撵出了教堂，据说是因为行为不检，我对此一直未能彻底搞清。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有些人还公然污辱我老妈，因而我们从此再也不去教堂。我想，她和那位新任丈夫汉克，如今恐怕也不会经常光顾教堂。
起初我对教堂自然不无怀念，但一直不去，后来也就慢慢习惯。教会里的朋友虽也常常邀请，但不久我就无动于衷，总是婉言谢绝。大学时一个女朋友曾带我去做过几次弥撒，而且偏偏又都选在周六的晚上，但我是个实在糟糕的新教徒，对那些仪式一窍不通。
昨天包娣小姐曾吞吞吐吐地提出，能否在今天下午继续未竟的事业。我说，今天是主日，上帝的安息日，我想决不能在星期天劳动。
她无言以对。
14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3天，我也就顺理成章把园中的苦活向后拖。星期二天黑以后，我正躲在房间里准备迎接律师资格考试，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听是多特·布莱克，我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她是不会来电话的。
“咱刚接到一个电话，”她说。“打电话的名叫巴里·兰开斯特，说他是咱律师。”
“不错，多特。他在我那个事务所里是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他和我一起工作。”我猜想，巴里不过是想核对一些细节。
“呃，他可没有这么说。他打电话是要咱和唐尼·雷，明儿去他的办公室，说是有几样东西要咱签字。我向他问起了你，可他说你不在他那里工作。咱想弄个明白，究竟是咋回事。”
“我也想弄个明白呢。”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可能是误会。但心里却七上八下，十分不安。“这是家很大的事务所，多特，而我又刚去不久，这你是知道的。他刚才或许是一时没有记起我。”
“不。他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以前在那儿干过，但现在不啦。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在一张椅子上沉重地坐下，竭力想把思路理清。时间已近9时。“嗯，多特，你坐着别动。我立刻就给兰开斯特先生挂电话，摸清他的意图。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咱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告了那些杂种了吗？”
“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我一放好话筒，马上按了莱克事务所的号码。
夜班接待员把我的电话转给了巴里·X。我决定装出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玩，看他怎么说。
“巴里，是我呀，鲁迪。你看过我的研究报告了吗？”
“看过了，很棒。”他声音疲倦。“听着，鲁迪，你工作的事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
我不禁一怔。心蹿到了喉咙口。脑部冰凉。呼吸急促。“是吗？”我勉强问。
“是的。看来不妙。傍晚我见过乔纳森·莱克了，他不打算录用你。”
“为什么？”
“叫一位律师填补律师帮办的空缺，这种想法他不喜欢。而且我现在也不觉得是个好主意。你瞧，莱克先生认为，而且我也完全同意，处于这种位置上的律师，今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千方百计向律师的职位上挤。而我们这里的律师帮办都不准升任律师。这件事真糟。”
我闭上眼睛，只想放声大哭。“我不明白。”我说。
“我很遗憾。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就是不肯同意。他对事务所实行铁腕统治，他有他的一套办事方式。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居然会有聘用你这样的想法，他为此可是狠狠地剋了我一顿呢。”
“我要见乔纳森·莱克，和他当面谈一谈。”我用尽可能坚定的语调说。
“办不到。他太忙，而且他也不会同意见你。再说，他也决不会改变主意。”
“你这个混蛋！”
“喂喂，鲁迪，我们——”
“你这个混蛋！”我对着话筒大声骂着，心里感觉好了一些。
“别激动嘛，鲁迪。”
“莱克在不在办公室？”我问。
“可能在。不过，他不会——”
“我5分钟就到。”我吼着，啪的一声搁下电话。
10分钟后，我猛踩车刹，在车轮发出的吱吱叫声中，在事务所前刹住车。停车场上停了3辆汽车，大楼里亮着灯光。但巴里并没有在门口等我。
我砰砰捶响前门，但却无人露面。我知道他们在里面能听见我的声音，但那些孬种谁也不敢吭声。他们或许会报警，假如我不肯离开。
但我决不离开。我绕到北面，捶响另一扇门；接着又绕到后面，擂着一道安全门。我站在巴里办公室的窗下，朝他大喊大叫。他的灯亮着，但他对我却不予理睬。我又回到大门口，在门上重新擂起来。
一个穿着制服的安全警卫，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吓得我双腿发软。我抬头一看，他起码有6英尺6英寸高，是个带着黑帽子的黑人。
“你得走开，小伙子，”他用深沉的嗓音轻声说。“走吧。再不走，我可要报警啦。”
我使劲一摇，摆脱了他抓着我肩膀的手，默默走开。
黑暗中，我在包娣小姐借给我的破沙发上坐了很久，想对现状做一适当的估计，但却难以集中自己的思绪。我灌下了两听未加冰的啤酒。我又哭又骂，编织着复仇的计划。我甚至想宰了乔纳森·莱克和巴里·X。这些下流的杂种用阴谋诡计把我的案子骗走，叫我现在如何向布莱克一家交代？这一切我怎样才能向他们说清楚？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日出天明。昨天晚上，当我想到要重新掏出律师事务所的名单，再次挨家挨户地敲开他们的大门时，我居然笑出了声。需要再去拜访马德琳·史金纳，这一想法本身就令我畏缩。“还是我呀，马德琳。我又回来啦。”
我在沙发上最后还是睡着了。9点刚过，有人把我唤醒。不是包娣小姐，而是两位便衣警察。他们在敞开的门外晃了一下警察证章，我请他们走进屋。我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由于眼睛火辣辣的发胀，我便一边用手揉揉，一边在心里揣摸，警察为何突然光顾。
他们简直是一对双胞胎，年龄都在30左右，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留着乌黑的八字须，动作活像两个二流的电视演员。“可以坐吗？”二者之一边问边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他的伙伴照葫芦画瓢，二人迅速各就各位。
“当然，”我装得神气活现地说。“请坐。”
“你也坐吧。”一个说。
“干吗不？”我在他们两个中间坐下，他们向前倾着身子，继续表演。“现在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认识乔纳森·莱克吗？”
“是。”
“你知道他的事务所在哪儿吗？”
“是。”
“昨天晚上你到那里去过吗？”
“是。”
“什么时候？”
“9点与10点之问。”
“你去是什么目的？”
“这说来话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想找乔纳森·莱克谈话。”
“谈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门锁了。我进不去。”
“你有没有试图破门而入？”
“没。”
“你肯定吗？”
“是。”
“你在半夜以后，有没有再去事务所？”
“没。”
“你肯定吗？”
“是。可以去问那个安全警卫嘛。”
听了我这句话，他们相互瞟了对方一眼。这可是意味深长。“你见过那个警卫吗？”
“是。他要我离开，我就走了。”
“你可以把他的外表描绘一下吗？”
“可以。”
“那就请吧。”
“是个黑人，长得又高又大，大概有6英尺6。穿制服，戴着帽子，别着手枪，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你们问他去。他会告诉你们他叫我走我就走了。”
“我们无法问他。”他们又相互瞟了一眼。
“为什么？”我问。可怕的事情就要落到我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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