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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24
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