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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
“我们要是再找到窃听器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到目前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还没有谁喝过一口。
“从法律上说，你可以把它们拆掉，”布齐解释道。“另外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说话当心。讲话时避开它们。”
“要是把它们拆掉呢？”
“那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你发现窃听器啦。他们对你就会更加怀疑，也许还会增加其他监视手段。最好的办法，照我看就是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说说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额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为他非常不安。“你认识布鲁索吗？”我问布齐。
“那还用说！我还替他办过事呢。”
我确实不感到惊奇。“好，”我说。我接着又望着戴克问道，“你用我们的电话和布鲁索通过话吗？”
“没有，”他说。“从他不见了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和他通过一次话。”
他这样对我撒谎，是叫我在布齐面前闭紧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窃听器，真的，”我对布齐说。“了解一下他们能听到多少，会有好处的。”
“那我们得把整个事务所到处梳一遍。”
“咱们就动手吧！”
“我怎么都行。从桌子、写字台、椅子开始。查一查垃圾桶、书籍、挂钟、订书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窃听器可以做得像葡萄干那么小。”
“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37
在我们事务所门口的那个房间里，4张租来的折叠桌上，摆满了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一堆一堆按时间顺序分开放置，全都做了记号，标了编号，编了索引，甚至还被输进了计算机。
而且记得滚瓜烂熟。我对这些文件研究过不知多少次，现在对每张纸上的内容已了如指掌。多特交给我的文件总计221页。譬如那张保单，虽然在庭审时只算一份文件，却有整整30页。到目前为止，大利公司总共提交了748页文件，其中的一些与多特给我的相重复。
戴克在这些文件上面也已经化了许许多多时间。他还对理赔的档案写出了详尽的书面分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也主要由他进行。由于录取证词时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文件整得有条有理，迅速把需要的文件找出来。
这种性质的工作，他并不真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