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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43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