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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她的精力那么充沛，准会比我们活得还长。”
“我把它扔给斯穆特。或者找个讲授税务的教授来帮帮我。或者干脆告诉包娣小姐我帮不了她的忙，请她付5000美元找个高级税务律师来起草。我无所谓。真的。我有自己的问题要操心呢。”
“税务局？”
“对。他们正在逼我还债哩。还有我的房东。”
“我要能帮你点忙就好了，”布克说。我知道他是真心诚意的。要是有钱，他会很乐意借给我的。
“我会设法挨到7月1号的。那时候，我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有权有势的大律师啦。穷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了。亲爱的布克，我一年怎么也化不掉34000块钱呀。”
“听起来是化不掉。你要发财啰。”
“我是说，我靠小费和镍币7年都混过来了，那么一大笔钱我有什么用？”
“再买一套西装？”
“干吗？我已经有两套了。”
“或者买几双鞋？”
“对，这么干。我要买鞋，布克，买鞋和领带，也许买点非罐装食品，或许还要买一包短运动裤。”
过去3年中，布克夫妇每月起码要请我去吃两次饭。他太太名叫查莲，一个孟菲斯姑娘，能化很少的钱烧出美味佳肴。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为我的处境难过。布克咧嘴一笑，便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开。他不愿意再拿这种不愉快的事和我开玩笑了。
他在中央大道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车。“我得去办点事，”他说。
“你去吧。谢谢你让我搭车。”
“我6点左右回来。咱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
“好的。我在楼下。”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快步穿过中央大道。
在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一个幽暗僻静的角落里，在装满古老破旧的法律书籍的书架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那心爱的单人学习间正虚席以待，像过去许多个月里一样地等我光临。这个地方是以我的名义正式订下，归我独个儿使用的。角落没有窗户，有时候又潮又冷，所以很少有人敢于走近。我在这个专用的小小洞穴里，往往一坐几小时，或是做案例摘记，或是复习迎考。而在过去几周中，我曾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小时，反复思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反复自问究竟为何让她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折磨自己。我使用的书桌，三边都有大板将桌面围住，我已经记熟了每块挡板上木头纹理的形状。我可以在这里哭泣，而不愁会被人发现。我甚至可以低声咒骂，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听见。
在我们打得火热的那些日子里，莎拉到这儿不知来过多少次。我们一起学习，两张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可以咯咯地傻笑，也可以放声哈哈大笑，无人会来干涉。我们可以亲吻，相互爱抚，无人会看见。此时此刻，尽管处于心情沮丧的深谷，我几乎依然可以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气味。
我真该在这杂乱无章像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里，另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了。当我此刻瞪著书桌的木头挡板，我看到的是她的脸孔，想到的是她的大腿给我的感觉。我立刻心痛如绞，浑身麻木。仅仅几周以前，她还是在这儿的呀，而如今，别的一个什么人却在抚摸着她的双腿！
我拿起布莱克的那一叠材料，上楼走到图书馆有关保险的藏书部。我的脚步缓慢，目光却射向四面八方。现在莎拉虽然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在北方曾帮助打赢过几起影响极大的欺诈案，陪审团裁定保险公司交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我开始为这件案子写一份摘要，从售出保单的那一天开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书面形式拒绝了8次。最后一次当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简直可以听到马克斯·勒伯格看这封信时发出的口哨声和大笑声、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闻到这股血腥味。我在法学院三楼两个储藏室之间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为保卫同性恋权利而举行游行示威和抵制活动的传单，以及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而举行的集会的招贴，这些活动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门半开半闭，我听见他在对着话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着。我慢慢地走进房问。他朝室内唯一的一张椅子挥了挥手，那上面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志。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垃圾堆，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空瓶和碎片。堆得满满的书凸出书架之外，压得书架往下弯。墙上贴着胡乱涂写的海报，地板上是一摊摊零碎的纸片。时间和条理对马克斯·勒伯格毫无意义。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午餐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多特和巴迪以及他们与大利公司的纠葛。他凝神静气，听进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听说过大利公司吗？”我问。
“听说过。那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专门向农村里的白人和黑人出售廉价保险。非常臭。”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它。”
“你是不会听到的。他们不做广告。他们的经纪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这一行当里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把保单给我瞧瞧。”
我把保单递了过去。他一页页地翻着。“他们拒赔的理由是什么？”他问，眼睛没有看我。
“什么理由都有。先是说根据原则，接着说白血病不属于保险范围，后来说白血病是一种先存情况，最后又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成年，因而不能保在他父母名下。他们真是很有创造性呢。”
“保险费都交过了吗？”
“布莱克太太说都交过了。”
“这些混蛋！”他又翻了几页，一边刻毒地笑着。他喜欢这个案子。“全部文件你都看过了？”
“是的。委托人给我的文件，我全看过了。”
他把保单向桌上一丢。“确实值得抓，”他说。“但是你要记住：委托人很少会把什么都端给你的。”我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给了他。看信的当儿，他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狞笑。他又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无法置信！”
“我原先也这么想。”我说，口气就像自己是一位老练的保险业监督。
“其他材料在哪儿？”他问。
我把一叠文件放在他桌上。“布莱克太太给我的材料，全在这儿了。她说他们付不起医疗费，她的儿子快要死了。说他现在只有110磅重，活不长了。”
他一直动个不停的双手这时突然安静下来。“混蛋，”他几乎自言自语地又骂了一声。“卑鄙透顶的混蛋！”
我当然完全同意他的评价，但却没作声。我发现在房间角落上还有一双运动鞋，一双很旧的耐克运动鞋。他在上课时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从前穿康佛斯牌的运动鞋，但现在他却由于自己一贯的原则，正对这家公司进行抵制。他正和实行公司制的美国，打一场小小的私人战争：只要哪家公司让他哪怕是稍微生了点儿气，他就决不再买哪家的产品。他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产保险，但听说他家十分富有，他可以承受由于不肯买保险而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却由于明显不同的原因，生活在不买保险的人中问。
给我上课的教授，大都是古板的学究，打着领带进教室，钮着上装讲课。马克斯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次领带，而且他根本不是讲课，而是表演。我真不愿他离开法学院。
他的双手又恢复了活动。“我想今天晚上把材料研究一下。”他说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
“没有问题。我明儿早上来，行吗？”
“行。什么时候都行。”
他的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我微笑着退出了房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明儿上午我来见他，听取他的意见，然后给布莱克打一封两页纸的信，把他给我的建议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
现在我要是能找个聪明人，帮我研究一下包娣小姐的事，那就太棒啦。我心里有几个候选人，几位讲授税务的教授，也许我明天可以找他们试试。我下了楼，走进图书馆隔壁的学生休息室。整座大楼里只有这儿可以吸烟，因而电灯下面永远有蓝色的烟雾缭绕。这儿有一台电视机，以及各种各样破旧的沙发和座椅。墙上挂着班级的集体照，镜框里那一张张表情专注的面孔的主人，早就被送进堑壕，在法律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在休息室空无一人时，我常常定睛望着我的这些学长，心里思忖着：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已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有多少人但愿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地方？又有几个会真的以起诉别人或为别人辩护为乐？有一面墙专门用于张贴通知、海报和招聘启事，上面花样之多，令人惊讶。这堵墙的后面，是一排出售软饮料和食品的自动售货机。我在这儿吃过许多次饭，因为机器出售的食品价格便宜。
我看见那位可敬的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蜷缩在一边和3位哥儿们交头接耳叽叽咕咕。他们都为《法律评论》写稿，对我们这些不投稿的人总是侧目而视。他也看到了我，而且似乎对我的什么事颇感兴趣。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不同寻常地微微一笑。平时，他可总是板着面孔，紧蹙双眉的。
“喂，鲁迪，听说你要去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是不是？”他大声问着。这时电视机关着。他的哥儿们都直瞪瞪地瞧着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的两位女学生竖起了耳朵，朝我的方向望着。
“是呀。那又怎么样？”我问。他要去工作的那家事务所，久负盛名，有钱有势，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不知要强多少。此刻和他呆在一起的几位小兄弟当中，W．哈珀·惠特森是个傲慢无知蛮横无礼的小家伙；谢天谢地，他将离开孟菲斯，去达拉斯一家大事务所上班。另一位叫J．汤森·格罗斯，他也在一家大事务所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斯特雷耶毕克。此人有时对人倒颇为友好，可是在法学院吃了3年苦头，却没有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名字前面加个字母，在姓后面加个数字来提高自己的身份。由于他的姓名这么短，在大事务所当一名律师的希望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怀疑他能否获得成功。
F．富兰克林四世满面笑容，朝我的方向跨了一步。“喂，给我们谈谈目前的情况吧。”
“目前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是啊，你知道的，就是兼并的情况呀。”
我板着脸。“什么兼并不兼并？”
“你难道没有听说？”
“听说什么？”
F．富兰克林四世斜眼瞟了瞟他的哥儿们，他们全部乐滋滋的。他望着我，笑呵呵地说：“哎，鲁迪，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被延利·布里特兼并的事嘛。”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脑子飞快地转动，想找出一句明智的或者聪明的话。但此刻我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显然，我对兼并一无所知；而且显然，这个可恶的家伙对此却颇有所闻。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是个小小的事务所，只有15位律师，而我是他们从我们班级聘用的唯一一员。两个月前我和他们谈判时，兼并的事他们连一个字也未提过。
另一方面，延利·布里特又是本州最大、最为自负、声望最高、而且最富有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达120位之多。其中的许多人毕业于常春藤名牌大学，许多人的家族中有人在联邦政府任职。这家势力很大的事务所的客户，都是实力雄厚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它在华盛顿还设有办事处，向名流大佬进行游说。它是强硬的保守政治的堡垒，合伙人是位前任参议员。它的职员每周工作80小时，他们全都穿着海军蓝或黑色的套服和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打着条子领带，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谁也不准留胡须。从他们昂首阔步的姿态，从他们的服饰穿着，你就可以从人丛中辨认出谁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律师。由于这家事务所的人员是清一色出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男人，又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参加著名的宗教团体，因而孟菲斯法律界的同行们一直把它戏称为特伦特与布伦特。
J．汤森·格罗斯双手插在袋中，对我嗤嗤地笑着。他在班上名列第二，穿着浆得笔挺的波洛牌衬衫，开一辆宝马轿车，因而不费吹灰之力便被特伦特与布伦特搜罗到麾下。
我的腿在发软，因为我很清楚特伦特与布伦特决不会录用我。假如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真的与这个庞然大物合并，我怕是在洗牌过程中就已经输定了。
“我没有听说，”我有气无力地说。沙发上坐着的两个姑娘在凝神观望。谁也没有吭声。
“你是说他们没有告诉你？”F．富兰克林四世怀疑地问。“杰克今儿中午听说的嘛，”他说，头朝J．汤森·格罗斯指了指。
“是真的，”J．汤森说，“不过事务所的名称并不改变。”
事务所的名称若是不用特伦特与布伦特，那就要叫廷利布里特克拉福特迈耶兹和圣·约翰。多亏若干年以前，早就有人慈悲为怀，选择了简短的形式。通过声明事务所名称保持不变，J．汤森向这为数很少的听众传送了一个信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是如此之小，如此无足轻重，延利·布里特可以把它一口吞下，连一个小嗝也不会打。
“这么说仍旧叫特伦特与布伦特了？”我问J．汤森。对这个稍微有点过分的绰号，他报以轻蔑的一笑。
“我不信他们会不告诉你，”F．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