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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在理赔部手册的问题上，他对陪审团有没有撒谎？”
基利刚想开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此刻无论作何回答，都于事无补。洛夫金撒了谎陪审团看得一清二楚；他总不能硬叫陪审团充耳不闻。可他肯定也不能承认，他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这个问题其实我事先并无准备，而是临时想到的。“基利先生，我刚才请教了你一个问题：埃夫雷特·洛夫金在理赔部工作手册这件事上，有没有对陪审团撒谎？”
“我想我并无回答的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声色俱厉地命令道。
基利瞪着我，为难得开不了口。法庭里鸦雀无声。陪审员们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由于所有在场的人都已了解事实真相，我决定做一次好好先生。
“你无法回答，是因为你无法承认你们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反对！”
“反对有效。”
“没有别的问题啦。”
“我方目前不打算法问证人，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显然，他希望尘埃迅速落定，然后在辩论时再带上这几位证人。此刻，他只希望时间和距离，能让杰基·莱曼西支克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逐渐淡化。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是我传唤的倒数第二名证人。到了这一地步，我已并不怎么需要他的证词，我只是用他来填补时间的空档。这是开庭第二天2时30分，下午的审理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陪审员们回家时念念不忘两个人，杰基·莱曼西支克和唐尼·雷·布莱克。
阿尔迪惊恐万状，吞吞吐吐，除非绝对必要，决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不知道他是否和杰基睡过觉，但大利公司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嫌疑犯。我觉得陪审团和我有同感。
我们迅速谈完了背景。保险业务枯燥得怕人，阿尔迪又是同样的令人腻味，我不想让陪审团厌烦，因而拿定主意加快速度，不向陪审团提供过多的细枝末节。
接着，有趣的时刻来到了。我把取证时得到的那本保险部工作手册拿给他。这本绿色包皮的手册，外表极像理赔部的那一本。无论是阿尔迪还是德拉蒙德，或者其他任何人，谁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另外一本保险部的手册，也就是其中有U节的那一本。
他看着手册，仿佛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的面。但我要他确认时，他却又显得十分熟悉。谁都明白我要问的是怎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本完整无缺的手册吗？”
他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过去，有意不急不忙地磨时间。他显然吸取了洛夫金昨天的教训。如果他说这是完整无缺的，我把从库柏·杰克逊那儿借来的那本手册朝他面前一亮，那他就会立即完蛋，但假如承认其中某一节已经不翼而飞，那他又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敢打赌，德拉蒙德已经为他选择了后者。
“呃，我瞧一瞧。这本手册好像是完完整整的。不过，等一等，后面缺了一小节。”
“缺少的会不会也是U节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
“我想是。是U节。”
我装出一副惊诧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嘛！为什么有人要把手册中的U节拿掉呀？”
“我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拿掉的吗？”
“不。”
“你当然不知道啰。那么是谁专门把这一本挑出来交给我的呢？”
“我实在记不得啦。”
“但是，这个U节显然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是不是？”
“这里并没有U节，假如这就是你想要问的话。”
“我要的是事实真相，阿尔迪先生。请你协助我。U节是在手册送交我以前拿掉的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
“你的意思是不是‘是’？”
“是的。这一节是被拿掉的。”
“你是否同意：这本保险手册对你部门的运作非常重要？”
“当然。”
“那么你对它显然非常熟悉啰？”
“是。”
“那么，把U节的基本内容向陪审团概括地讲述一下，对你来说一定很容易啰？”
“哦，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看啦。”
到此刻为止，他依然不知道我有没有保险手册上U节的复本。“干吗不试一试呢？给陪审团讲一讲U节的大意就行。”
他想了一下，接着就解释说，这一节与理赔部和保险部的相互制约有关。要求这两个部门对某些索赔要求进行监督。通过大量的来往文书，保证对索赔要求做出适当的处理。他随口道来，信心似乎有所增加。由于我尚未亮出U节的复印件，我想他开始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了。
“这么说来，这个U节的目的是保证每一索赔要求都能得到合适的处理啰？”
“正是。”
我把手伸到桌下，掏出手册，走到他面前。“那就请你向陪审团解释解释，”我说着把完整无缺的手册交给了他。他的身体立刻向下缩了一点。德拉蒙德竭力摆出信心十足的架势，但却外强中干，难以为继。
保险部工作手册中U节的内容，和理赔部一样卑鄙。在让阿尔迪窘得无地自容整整一小时后，我让他走下了证人席。他们的诡计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怒气冲冲的陪审团面前。
德拉蒙德照例没有问题。基普勒宣布暂时休庭一刻钟，以便我和戴克安装放像的监听设备。
我们最后一位证人是唐尼·雷·布莱克。法警调暗了房间的光线，陪审员们个个头向前伸，急切地等着他在面前20英寸的屏幕上出现。我们已把录像带剪切成31分钟。他说的每一个字，无论声音是多么轻微，都深深震动着陪审员们的心弦。
这盘录像我已看过许许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边，注意观察陪审员们的表情。我看到的是无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着脸上的泪水。等到录像即将放完，我也已是喉头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从屏幕上消失，法警走去开灯，室内一片寂静。只有原告席上，传出了轻轻的然而谁也不会听错的那位母亲的哭声。
我们已给对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来的一切损害。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今是对我的挑战。
灯又亮了。我庄严地宣布：“法官大人，原告静候裁决。”
陪审员们走了很久以后，我和多特依旧坐在空荡荡的法庭里，谈论着这两天听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证人们的证词已清楚证明，她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但她的心情并无丝毫的满意感。她将怀着不断自责的心情走向坟墓，因为在为时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她没有更坚决地与保险公司争斗。
她对我说，她对以后的结局并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够了。她要回家，永不再来。我对她说，这不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还得再熬几天。
46
德拉蒙德将如何为他的委托人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使我入了迷。他如果从大利公司总部搬来救兵，企图通过花言巧语把他们拒赔的阴谋像水一样抹掉，那他就会有进一步遭殃的危险。我将干脆把两本工作手册中的U节亮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难堪的问题。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他们正藏有更多的阴谋，还掩盖着更大的谎言。揭露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大范围的诘问和质询。
他在证人名单上开出了18个人的名字。我无法预测他将传唤谁第一个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证人发问时，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证人是谁，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文件。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给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斯·勒伯格挂了个电话，兴致勃勃地把开庭两天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给我出了一点主意，并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谈了一点看法。他非常激动，说是他可能会搭一个航班赶来。
我在8时30分到达法庭时，一眼就看见库柏·杰克逊正坐在那里，我真是又惊又喜。他向我介绍了身旁的两位律师，他们俩也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罗利，专程飞来观看本案的审理。进行得怎么样？他们问。我把情况谨慎地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这儿当场目睹了关于U节的那个戏剧性场面。目前，他们二个大约有20件案子已在报纸等媒体上发了公告，而且类似的案子到处都有发现。他们准备不久之后就提出诉讼。
库柏给了我一份报纸，问我有没有看过。这是昨天出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利公司的报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一周没有看报，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们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把这篇报导飞快地看了一遍。报导的主要内容是，投保人对大利公司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而公司拒绝索赔要求已成常规。许多州目前正对此进行调查，许多人正进行诉讼，状告大利公司。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孟菲斯正在审理的一个小案件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陪审团很可能会做出第一个对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决。
我在基普勒的办公室把这份报导给了法官，他的反应却很冷漠。他要问问陪审团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前就得到过不得看报的警告，但恐怕许多人如今已看过这份《华尔街日报》，他和我对此都没有太多的怀疑。
被告律师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纳西州保险署副署长，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经请他作证。他的任务是让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边。
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约40岁，穿一套漂亮的高档西装，脸上充满诚意，经常挂着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极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德拉蒙德就他的机关的管理职能，问了一大堆平淡无味的问题，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保险署的官员们时时刻刻挥舞着皮鞭，骑在保险公司头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纳西州依然是一个名声颇佳的公司，那么它的作为显然是循规蹈矩的。否则，站在这儿作证的这位安德烈和他那帮看家狗早就会揪住它了。
德拉蒙德需要时间。他需要有一堆高得像小山一样的证词，倾泻到我们的陪审员的头上，他们也许才会忘记听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的动作不慌不忙。他的讲话不慌不忙，活像个年迈的老教授。而且他确实非常能干。假如他掌握的事实与现在不同，他真能置我于死地。
他把布莱克家买的那份保单交给威克斯，接着他们俩一唱一和，化了半小时向陪审员们解释每一份保单，亦即所有的保单，都必须得到保险署的批准。他们特别强调“批准”这个词。
由于我是坐着，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左顾右盼。我研究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对我的目光毫无回避之意。他们和我站在一边。我注意到有几个陌生人，几个穿着整齐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青年。库柏·杰克逊和他的两位朋友坐在后排，离门口很近。在庭上旁听的人还有将近15位。他们为何要来看一个民事案件的审讯呢？
证人就全国范围内保险业细微复杂的管理，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他的作证令人痛苦，使陪审员们个个昏昏欲睡。可是德拉蒙德才不管呢。他拼了老命也想把审讯拖到下星期。快到11点，在把一个上午的时间磨完了以后，他才结束了对证人的问询。休庭一刻钟，接着就轮到我在黑暗中乱放几枪。
威克斯说，目前在田纳西州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开业，他的保险署虽有41名工作人员，但真正从事保单审核业务的却只有18人。根据他勉强做出的估计，这600多家保险公司每家至少发行10种不同种类的保单，因而他的保险署至少需要审核6000种保单。他承认，这些保单经常需要做些修改和修订。
我们又做了几道算术题。根据计算的结果，我传达出一个信息：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无法对保险业制造出来的文字海洋进行有效监管。我把布莱克的保单交给他。他先是声称早已看过，接着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只是在为这次作证进行准备时才看了这份保单。我就“非住院事故周保险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手上拿着的那张保单，突然变得沉重万分，他飞快地一页页翻着保单，巴不得立刻找到那一节，抛出一个答案。可是却没有摸着答案的边。他又眯起眼睛，皱着眉头，迅速翻了一通，最后终于说找到啦。他的答复大体正确，所以我就让他过了关。我接着又问他一个问题：如要更改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该用何种方法？看他那副窘相，我几乎要为他难受。他久久地研究着这份保单，哑口无言。人人都在等着。陪审员乐得挤眉弄眼，基普勒在得意地暗笑。德拉蒙德虽然火冒三丈，却又爱莫能助。
他终于做出了回答，其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又取出那两本绿色封皮的手册放在桌上，好像是想和威克斯一起再对它们研讨一番。人们立即睁大眼睛。我举着理赔部的工作手册，请问他是否对他如此热心地加以管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程序进行定期审核。他本想回答“是”，可是他显然听说过U节的事，因而说了“不”。我对这样的答复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脸的震惊。我向他抛出几个语中带刺的问题，接着就给他台阶下。他已经威风扫地，并且已经得到相应的记录。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佛罗里达的保险署正在对大利公司进行调查？他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呢？又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道地的新闻。那么，北卡罗来纳呢？他似乎有所耳闻，但尚未看到任何材料。肯塔基呢？佐治亚呢？没。他郑重声明，别的州正在做什么，他毫无兴趣。我对此向他表示了谢意。
德拉蒙德传唤的第二个证人，也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不过，这样说也有点儿勉强。此人名叫佩顿·赖斯基。他有个很能吓唬人的头衔：全国保险同盟执行主任兼会长，而且长相和风度都像个大人物。我们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