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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院大楼前和戴克道了再见。我对他说，我已半死不活，明天晚一点儿再碰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我们都需要有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而且是一个人静下来自个儿考虑。我开车回到包娣小姐家，像往常一样把她的房间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今天不过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眼睛盯着我住的房间，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化这笔钱。要多久以后我才购买或者修建第一幢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我将买一辆何等样式的新车？我想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驱走，但却力不从心。假如你手上有了1600万美元，你会拿它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笔钱到手之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本案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撤消，发回重审；重审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使我的进账成了零；上诉法院有可能会将惩罚性赔款的金额大幅度砍去，甚至把它彻底勾销。我知道这些可怕的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这笔钱是属于我的。
在我想入非非的当儿，太阳已经西沉。空气清新，寒意逼人。也许到了明儿，我可以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但目前，大量的毒汁已经从我的灵魂中清除，这使我觉得轻松和温暖。将近一年以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之中。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对开动机器使一系列事件开始运转从而夺去了一个无辜者宝贵生命的那些人，我一直恨之入骨。唐尼·雷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肯定会有位天使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有错。我对他们不再仇恨。
凯莉用叉把比萨饼切成薄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的嘴唇浮肿未消，脸颊和下颌依然酸疼。我们坐在她那张单人床上，背靠着墙壁，腿伸出床外，那只装比萨饼的盒子隔在我们两个中问。对面梳妆台上那架索尼18英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约翰·韦恩的西部片。
她还是穿着那件运动衫，赤着双脚。我看见她右脚踝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那是他去年夏天打断她的脚踝留下的纪念。她已经洗过头，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巴。她也已经搽过指甲油，如今指甲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她在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即使没话也要找话和我谈，可是浑身疼痛，又怎能真正开心得起来？因而我们谈得不多。我生平从未挨过心狠手辣的毒打，想象不出事后心有余悸的滋味。肉体上的创痛较易理解，可是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何等的恐怖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他是打到什么程度才决定住手并转而开始欣赏自己这一手绝活的。
我尽量不去想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商量过，现在我也不想把它提出来。在把传票和离婚诉状逞交克利夫以后，到目前还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在这个庇护所里见到了另一位女士。那是个有3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成天惊恐万状，神思恍惚，连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说不全。她就住在隔壁。这个地方死一般沉寂。凯莉只离开房间一次，走到后面的门廊上，坐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她也试着看了一会儿书，可是感到很困难。她的左眼实际上还难以睁开，而右眼又常常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不过，医生说她的眼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她哭过几次，我不断地向她保证她这次受到的殴打将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哪怕我必须亲手宰了那个混蛋。我这样说绝对当真的。只要他敢走近她，我一定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逮捕我好了！起诉我好了！审判我好了！让陪审席上的那12个人对我做出裁定好了！我无所畏惧，我交上好运啦。
我没有告诉她陪审团裁决的事。和她一起坐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看着约翰·韦恩跃马扬鞭，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基普勒的法庭，似乎都是那样的遥远。
而这个小小的幽暗的房间，却正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们吃完了比萨饼，更紧地依偎到一起，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可是我不得不当心，因为她从头到脚都又青又紫。
电影结束了，电视机里开始播出10点钟新闻。我突然急于要知道，是否会播报对布莱克一案的裁决。在家常便饭式的有关强奸和凶杀的新闻之后，在插播了第一批广告片之后，播音员颇为庄严地宣布：“孟菲斯法院的历史今天已被刷新。在一件民事案中，陪审团裁定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支付创记录的500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款。详细情况请听罗德尼·弗拉蒂由现场发来的报导。”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微笑。我们立刻看到罗德尼·弗拉蒂在寒风中颤抖着站在谢尔比县法院门口，法院人去楼空当然已有好几小时。“阿尼，大约一小时前，我采访了巡回法院办事员波琳·麦克格里高。她证实：今天下午4时左右，在由狄龙·基普勒法官主持的第8民事审判庭上，陪审团的确做出了裁决，命令被告支付数额为20万美元的实际损害赔款，以及50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款。我也找过基普勒法官，但他拒绝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本案与大利公司欺诈行为有关，陪审团所做裁决数额之大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实属空前。与我交谈过的本市数位出庭辩护律师声称，数额如此巨大的裁决，亦为他们前所未闻。被告律师列奥·F．德拉蒙德，未做任何评论。原告律师鲁迪·贝勒，还无法请来发表评论。待会儿再见，阿尼。”
阿尼将镜头迅速转到55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上。
“你赢啦？”她问。她并不惊讶，只是觉得没有把握，想问个明白。
“我赢了。”
“5000万美元？”
“嗯。不过，钱还没有到账呢。”
“鲁迪！”
我耸了耸肩，仿佛这算不了多大一回事。“我交上了好运了嘛。”我说。
“可你才从学校毕业啊！”
我能说什么？“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陪审团了不起，事实也过得硬。”
“是吗？好呀，听你说起来就像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似的。”
“但愿如此。”
她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她想继续谈这件事。“你的谦虚骗不了我。是装出来的！”
“你说得对。我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
“这还差不多，”她说着，强忍住痛，勉强一笑。我现在对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几乎已经习惯，不再像今天下午在汽车上那样老是盯着那些伤口。要过一个星期她才会像原先那样迷人，我简直等不及了。
我发誓，我真想宰了他！
“你能得到多少呢？”她问。
“一下子就转入正题了不是？”
“我不过是好奇嘛，”她说，声音带点儿孩子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对精神上的情人，相互逗逗乐，说句悄悄话，别有一番情趣。
“三分之一，可是要真正拿到手，还早得很哪。”
她扭动着身体向我贴了过来，可是突然一阵剧痛疼得她差点儿要哭出声来。我扶着她背朝上躺下。她强忍着泪水，身体绷紧得像根拉直了的弹簧。她背上创伤累累，无法仰卧。
我抚摸着她的秀发，在她耳边说着悄悄话，一直到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呼唤把我们打断。是贝蒂·诺维尔在楼下呼叫。我该走了。
凯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吻着她红肿的脸蛋，保证明天再来。她求我留下别走。
我承办第一个案件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几个小时之中，我能看到的唯一不利之处，就是今后除了走下坡路，我别无他途。我将来的委托人，有谁会不指望发生同样的奇迹？不过，等以后我再为此操心也不为迟。
星期六中午之前，我正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等候一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是克利夫·赖考，”一个声音嘶哑的人说。我赶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你有什么事？”
“我老婆在哪里？”
“算你运气好，她没有进停尸所。”
“当心我砸烂你的狗头，臭大亨！”
“你骂吧，老伙计。我的录音机开着呢。”
他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瞪着手上的话筒。这不是原来的那部电话，而是从批发超市买来的便宜货。在开庭期间，我们不想让德拉蒙德窃听到谈话的内容时，偶尔换用这一部。
我给布齐家里打了电话，把我和赖考先生之间这场短短的对话告诉了他。他昨天送传票和离婚诉状时，跟克利夫发生过冲突。克利夫对他破口大骂，甚至侮辱了他的母亲。要不是附近停车场上的两个工人奔过来拦住，布齐恐怕少不了要给他放点儿血。昨天晚上布齐对我说，克利夫要是敢来威胁，他决不会袖手旁观。他有个铁哥们名叫石头，是个业余拳击手，两个人一起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布齐这样向我保证说。我要他保证只能吓唬吓唬那个小伙子，绝对不能伤害他。布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他准备把克利夫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提出他打电话这件事，告诉他，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他若是再对我威胁，他们就要对他不客气。我倒是很欣赏这个主意。我再也不愿在恐惧中生活了。
这就是布齐想的愉快时刻。
《孟菲斯报》的记者于11时来到事务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摄影师拍光了整整一卷胶卷。他想了解整个的案情以及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我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耳朵灌满。现在已经无需保守任何秘密了。我为德拉蒙德讲了一些好话，对基普勒做了热情赞扬，向陪审团献上了一曲庄严的颂歌。
在星期日的报纸上这篇报导将是重头戏，记者向我保证道。
我在办公室里混时间，读读邮件，看看本星期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记录。我无法投入工作，更何况我手头本来没有几个案子，没有几个委托人。一半的时间，我用于回忆审讯的情况；一半的时间，则梦想着我和凯莉一起生活的未来岁月。我难道还能交上更大的好运吗？
我拨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向他谈了详细情况。一场暴风雪使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关闭，因而他未能及时赶来孟菲斯旁听审判。我们谈了一小时。
我们在周六夜晚的约会与周五的十分相似，只有吃的饭菜和看的电视片有所不同。她喜欢吃中国菜，我带来了满满一大包。我们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同一张床上，看着一部喜剧片，然而笑的次数却不多。
但这决不是无聊。她正慢慢地走出她那个人生活噩梦的阴影。身上的创口正逐渐愈合。发出笑声时不再那么困难，行动不再那么缓慢。爱抚也已有所增加，但并不多。远远不够。
她讨厌身上穿的运动衫。他们每天给她洗一次，但她实在不愿再穿。她渴望重新显得美丽动人，她想穿自己的衣裙。我们商量着如何溜进她住的公寓，去取出她的衣物。
我们仍然没有讨论我们的未来。
51
我现在已经成了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人，星期一上午一直睡到了9点，才起来随随便便地穿上一套卡其牛仔服和一双平底鞋，领带也不打，不急不忙于10点钟到事务所上班。我的合伙人正忙着收拾布莱克一案的文件，撤掉几个月来把我们门口那个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张折叠桌。我们两个咧着嘴巴，周围的一切都在望着我们微笑。压力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心满意足，轻松舒坦。戴克上街去买咖啡，我坐在办公桌前，回味着美好的时光。
戴克已将昨天《孟菲斯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下，他以为我或许还需要一份。我谢谢他道，我可能用得着，其实在我的寓所里我已有了十多份复印件。我上了市内新闻的头版，那篇长文对我的辉煌胜利做了精彩的报导，还配发了一张我坐在写字台前的大幅照片。昨天整个一天，我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自己。《孟菲斯报》发行30万份，金钱也买不到这么露脸的事。
我收到了几份传真。有两份是老同学发来表示祝贺的，顺便还开个玩笑说要借点钱。法学院的马德琳·斯金纳情真意切，充满友情。马克斯·勒伯格传来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芝加哥一家报纸发表的有关裁决的短文。另一篇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昨天发的一篇报导，对布莱克案的审理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接着又阐述了大利公司目前遭遇的越来越大的麻烦。包括俄亥俄州在内，至少有7个州正在对它进行调查。全国到处都有投保人在对它进行起诉，而且起诉它的人还会日益增多。可以预期，孟菲斯对它的裁决肯定会引发起一股起诉大利公司的汹涌激流。
哈，哈，哈！我们亲手触发了这场灾难，我们感到无比喜悦。想到基利先生对着财务报表企图从中找出更多现钞的那副焦急的模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他肯定会在哪个缝缝角角里找到现钞的！
花商送来了美丽的插花，这是布克·凯恩和马尔文·香克尔事务所的律师们向我表示祝贺的礼物。
我原本以为今天电话会响个不停，人们会接二连三地来求我做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戴克说10点以前只来过两个电话，而且一次还是对方拨错了号码。我并不担心。
11点，基普勒打来了电话。我怕德拉蒙德仍在窃听，赶忙换上了那部新买的话机。他告诉了我一桩有趣的事，这桩事可能与我有点关系。在上周一开庭之前，我们双方集中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曾对德拉蒙德说过，我们愿意以120万美元调解将此案了结。他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结果是我们双方走上了法庭。他显然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委托人，现在大利公司声称：它当时如果得知这一消息，是会认真考虑这个解决办法的。它当时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虽然是不得而知，但现在回想起来，120万美元当然比5020万美元容易消化得多。不管怎么说，大利公司目前反正是在扬言：它当时本来是会接受这一条件的，只是它的律师、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而且干脆拒绝把我的提议通知它。
大利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昂德霍尔，整个上午都在与德拉蒙德和基普勒通话。大利公司受到了屈辱和伤害，现在头儿们暴跳如雷，显然正在设法寻找一只替罪羊。德拉蒙德起初坚决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可是基普勒却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法官打电话找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可能要让我出具一份证明，根据我的记忆把当时的情况讲清。非常乐意，我说，我马上就动笔。
大利公司已经和德拉蒙德与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解约，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坏。昂德霍尔已经谈到了因为这家事务所失职而向它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其含义可谓深远。像所有律师事务所一样，特伦特与布伦特也有失职保险，但是保险的金额毕竟有限。保险额度高达5000万美元的保单，可是闻所未闻。列奥·F．德拉蒙德犯下的这个5000万美元的错误，将会对事务所的财务状况带来严重的损害。
听了基普勒的这番话，我忍俊不禁。放下电话后，我向戴克复述了一遍。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将受到一家保险公司起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的一个电话是库柏·杰克逊打来的。今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向夏洛蒂的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他们代表20多位投保人，这些人在1991年，也就是大利公司执行拒赔诡计的那一年，毫无例外地全吃过这家保险公司的亏。他想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事务所看看我保存的档案。任何时候都行，我说，任何时候。
我和戴克在莫氏饭店吃了中饭。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家老饭店，离法院不远，律师和法官常常光顾。有几位朝我瞧了几眼。有个人和我拉了手。法学院的一位老同学还拍了拍我的肩。今后我应该常常来此吃饭。
我们的任务定于今天周一之夜执行，因为球场已干，气温大约又有40华氏度。由于天气恶劣，已经取消了3场比赛。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冬天玩棒球呢？凯莉没有回答。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疯子，她知我也知。她认为他们今夜肯定要打比赛，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摸过球，当然也就没有比赛后的那种啤酒聚合，没有英雄事迹可以吹牛。克利夫是怎么也不会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们在7点钟动手。为安全起见，我们故意开车到棒球场侦察一番。PFX装卸队确实在场。我加大油门，飞速驶离。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心里相当紧张。实际上，我和凯莉都是心惊胆颤，很少开腔。越靠近那幢公寓，我的车开得越快。我在座位下面放了一支0．38口径的手枪；我打定主意要一直随身带着它。
如果他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