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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难。移民到达后必须获得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住房、种子、农具等，才能自立。但开垦处女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规划不善或遭受自然灾害、敌方掳掠，就得依赖官方的维持，否则移民必然会逃亡或回归，移民中的大部分本来就不是出于自愿，在无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压力消失，就会返回原地。如果失去军事庇护，移民又成为游牧民族的掳掠对象，如匈奴中的汉人大多是秦和汉初时迁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
比较而言，对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这首先是因为走廊有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今天的河西走廊还可以生产供养四五百万人的粮食，在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的古代，对数十万移民来说，可垦土地和用水量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只要开发成功，就会使移民们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设置郡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那里一次次成为关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难场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经包括官员、学者、艺人等等，素质大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比较巩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断的情况下，还会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被吐蕃占据，但居民的万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就率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悬于中原之外，独立存在了二百年，到１０５０年才灭于西夏，其基础就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后裔。
东北地区的民族虽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质，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渔猎为主的，有的还兼农耕。这些民族迁移较少，对中原政权较少威胁。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开垦，还是有发展农业的条件的。勃兴于东北的民族大多拥有一些从事渔猎、农耕的部族，因而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方式，并进而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政权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疆域后，就会采用招诱和掳掠的办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农民，使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耕。以这些定居人口为基础，建城邑，置州县，实行与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
久而久之，不仅建成了大片农业区，而且本民族也发生了变化。
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将俘获和投降的汉族及其他部族的人口迁至国内建城安置，从事农耕。有农耕区内不仅保持中原制度，有的连州县名称都仍用原地的。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蓟、镇、定、妫等州（约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党项、吐浑、女真、奚、乌古、高丽等。到辽后期，全国人口中汉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海人，所以金灭辽以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而在元统一后，在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已经被视为一体，统统被划为“汉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政权也都采取过类似措施，如清朝在入关时就已经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和上百万汉人了。这一措施对契丹人、女真人和满人政权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因为这不仅使它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为它们的扩张和入主中原以至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
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要将这样一大批移民安置到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上去，就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
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垦
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明朝的官方户口数始终在五六千万间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１７世纪初已经接近或超过二亿了。在江南和一些地少人多地区，人口压力已经相当大，大批无地贫民涌向山区开垦。但由于北方面临强敌，无法出境开拓，所以除了在辽东的少数人为后金（清）所吸引外，其他人口无法越出长城。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人口大减，客观上减少了人口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推迟了、却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实上，到１７世纪末人口就恢复了明朝的最高水平，１８世纪已经突破三亿，１９世纪中期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在南方，与邻国的疆界已经固定。而在中国版图内的开垦已深入山区，开垦率已近极限，有的地区已经开垦过度 ，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两块最大的处女地－－东北和台湾。
经过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鉴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巩固边疆的需要，终于变默许为开放和鼓励。数以百万计和移民使东北和台湾在短期内完成了初步开垦和设置行政机构的过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湾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与此同时，大批移民从内地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尽管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开垦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为统一的中国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础，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强对中国边疆瓜分。如台湾省虽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数百万大陆移民奠定的基础和与祖国大陆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坏的，这是台湾从日本奴役下回归祖国的内因。
第三节 民以食为天
引言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换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的差异、互相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交通运输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要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工具等。而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有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是中国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他地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多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的运河来实现。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比较富庶的、有一定余粮的地区大多在东部，在下游；而需求区却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运输反而成了基本的要求。如当首都设在长安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必须由黄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不是逆流而上，而顺流而下的回程却大多无货可载。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势差异和水量分布不均，即使有了沟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证。如京杭大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时，由于地势升高，水位必须抬高四十米；地势最高的山东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须靠山泉补充，一遇干旱就连基本的水量都难保证。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联也会引起水灾的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畅以至完全堵塞，几条原来分流入海的水道变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盐碱化，使生态环境恶化。古代的地区开发往往是东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进行，在积聚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过分水岭或凿运河进入另一个水系。由北向南的开拓总的说来不如东西向的便利，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之能否满足就取决于运输的能力。交通越发达，运输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间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例如，在秦朝进兵岭南和以后中原对岭南的开发过程中，沟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发挥了重大作用。东汉时筑成的翻越南岭的山道也使岭南和中原的主要的运输手段不再依靠海道，从而促进了岭南岭北的统一。
手工业和商业
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手工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因为手工业产品并非都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产地使用。而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地提供，手工业工人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家庭手工业。这是小农经济的附庸，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产量很小且不稳定，产品大多就地出卖，仅少数由商人收购销往外地。二是官营手工业。它们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劳动力，对原料和粮食的需要量很大。它们的一部分产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规格特殊，要求高，往往要作长距离的运输；一部分产品如盐、铁、铜等也供应民众，但因官经营，规模较大，所以产品的覆盖面较广，也可能有较大距离的输送。三是私营手工业。这类作坊大小不一，便产品专门，产量较稳定，因原料供应和工艺的传授等关系，行业比较集中。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行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产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商人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易，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络都是无法相比的。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经济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的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重兵，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