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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任务，波波夫等人如同进行猎狗迫野兔的追逐游戏那样，设置了一些细小的标记，引诱德国情报机关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师团的驻地、部队的调动、物资的供应、仓库的所在地、修理车间等诸如此类的情报。为了使这些假情报更能迷惑敌人，他们又掺入点滴真实情报以加以润色。
为了愚弄纳粹的窃听机构，波波夫又派人建立了一个高频电台，24小时连续工作，模仿虚设的部队转移情况，不停地从师团向司令部发报；为了欺骗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他们又提供了事先伪装好的假军营的住址情报，使德国人对飞机拍下来的照片深信不疑；为了使德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所汇报的情况，他们又向中立国的大使馆泄漏有关方面的消息，再由其传到阿勃韦尔的耳朵里去。
由于间谍战的辉煌业绩，同盟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完成了“海王星计划”，使德国人的反攻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正当英国人沉浸在胜利在望的狂热和乐观情绪之中时，“三驾马车”又奉命回到里斯本的“狼穴”中，等待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测谎血浆
由于德国谍报部门在“海王星计划”中损失惨重，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在初到里斯本的一个多月中，波波夫轻松得简直没事可干，于是便到赌场里散了散心。
一天，波波夫正在赌场赌一种赌注不限的百花乐时，来了一群朋友，向他打招呼问好。他们中间有一位貌似天仙、白肤棕发碧眼的比利时姑娘。他们把她介绍给波波夫，说她名叫露易斯。
她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其热情程度显然使波波夫感到与她在一起远比连续赌钱更为快慰。于是他提议到酒吧去喝一杯，露易斯欣然接受邀请。从酒吧到波波夫的房间，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引起波波夫对这个女人的怀疑，直到晚上欢渡情海之后，露易斯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多情。清晨三四点钟，波波夫醒来发现自己单独一人躺在床上。也许是仲夏的晨曦，也许是沙龙的嘈杂声吵醒了他，因为通向客厅的门洞开着。波波夫顿时警觉了起来，开始留心倾听了一会儿，听到他的办公室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这下他明白了过来：露易斯是阿勃韦尔派来监视他的！
幸好波波夫从来不在房间里放重要的文件，所以索兴让露易斯翻了个够。
几分钟以后，露易斯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波波夫装着睡着的样子，从眼睛缝里看着她。她走近床边，轻轻地爬上来躺在他的身旁。波波夫见时机已到，使翻个身，用胳膊时支起身子，装出一付睡眼朦胧的样子说：“亲爱的，睡不着吗？”
露易斯转过身来，趴在波波夫的身上说：“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弄醒，我是想找支香烟。”
听了这句话，波波夫把胳膊从她身上伸过去，到床头柜里拿了一包香烟。
“呃，这里才有香烟呢，抽一支吧。”
“真不好意思，”她喃喃地说，仍然把波波夫抱得紧紧的，“我已穷极潦倒，想找点钱花，可是达斯科，我决不是一个小偷，这是我第一次……。”
波波夫闻言把她从身上推开：
“你应该更巧妙一些，我的外衣就在那边，口袋里装满了筹码，你不是看着我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去的吗？你只要捞一把到赌场把它们换成现钞就行了嘛，好吧，你要钱就拿吧，不过你究竟是为谁工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波夫气愤之极，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但还是不肯吐露真情。波波夫见状也不再逼她了，他们于是珍分惜秒，几番云雨，欢度良宵。
经过这件事，波波夫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危险，预感到德国人又要变个花样对他进行审查了。果然，过了几天，约翰尼突然从柏林赶来，对他说：“明晚你将要向反间处的施劳德和纳森斯坦汇报。还有一个新从柏林来的人，他是专门来审问你的。这是我在几小时之前从密码处搞到的真实消息。到时你要汇报的情况是属于绝密级的，既重要又紧急。他们将追根究底，使你绞尽脑汁。他们也不会象卡斯索夫那样彬彬有礼。”
“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然，你是一只真狐狸，只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可以用智斗取胜的。
但如果他们使用测谎血浆的话，那怎么办？”
“测谎血浆？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新从实验室里试制出的一种妙药，叫硫喷妥纳，是一种破坏人的意志的新药。服这种药以后，据说病人就不会说假话。你应该试一下，阿勃韦尔驻里斯本情报站最近运来了一些药。”
“约翰尼，你相信这种药的性能吗？你要知道各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你对酒精的抵抗力是很强的。但这玩意儿是一种致幻剂之类的东西。”
“你能不能搞点那种药，让我先有个准备。”
“也许能搞到。”
下午3点左右，约翰尼果真拿了一包药回来，并带来一名懂行的医生。此人对硫喷妥钠的作用颇有研究，并且对纳粹忌恨如仇。
“25毫克”，医生用皮下注射器量了量剂量。“这个剂量足以使神经系统处于半麻痹状态。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到隔壁的房间来找我。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所反应的。”
很快，波波夫便感觉头晕、恶心、想睡觉。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好象显得非常有趣而奇怪，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当波波夫感到舌头膨胀到口腔都装不下时，对着一旁的约翰尼叫道：“约翰尼，来吧，开始吧。你就从我们戏弄那几个盖世太保的笨蛋（指他们在弗赖堡大学的小闹剧）那儿开始提问好了。”
约翰尼开始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胡乱地问到波波夫的家庭、童年时代以及大学时代等情况，接着便把问题转到英国，问他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和所接触过的人。
结果波波夫不是回避，就是否认，或是撒谎。虽然他说话有些困难，但回答的答案却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看来在药力完全发作的情况下，波波夫还是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对他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测谎血浆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测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询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象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波波失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下午5点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
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被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
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但是，接踵而来的则是包藏着祸心的问题。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
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瓶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
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是蒸馏水而已，而给自己注射的却是测谎血浆！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不一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昏目眩，两脚悬福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行动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棋高一筹，事先对此就作了防范，结果使米勒终于打消了疑虑。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此人是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启用他。显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他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奖金。
1944年5月上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剧作即将上演前的彩排日子。对德国情报机关而言，他们要求的情报提纲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提纲中所用的答案得认真编造、仔细研究，务使它们与盟军的战略计划相吻合，并能取信于敌。必须通过电台发出新的情报，使盟军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战斗序列形象更加伟大壮观。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双重间谍人员部以高昂的情绪工作着。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情报的检查与校对，使之互相协调，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些容易被忽略了的细节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MI6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乘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
无线电发明家
波波夫
波波夫是第一个探索无线电世界，并毕生为发展无线电事业而奋斗的俄国科学家。但由于沙皇俄国的封建腐朽，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1906年1月16日，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只活了47岁。由于诺贝尔奖金只发给活着的科学家，波波夫没有获得这个荣誉。
1859年3月，波波夫出生在俄国乌拉尔一个矿区的小镇，12岁时就表现出对电工技术的爱好，自己做了个电池，还用电铃把家里的钟改装成闹钟。
1877年，18岁的波波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后又转学到森林学院。在那里，他研究出了用电线遥控炸药爆炸。研究成功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炸药专家”。波波夫29岁那年，赫兹发现电磁波的消息传到俄国，他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用我一生的精力去装设电灯，对广阔的俄罗斯来说，只不过照亮了很小的一角；要是我能指挥电磁波，就可以飞越整个世界！”第二年，波波夫就成功地重复了赫兹的实验。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他提出了可以用电磁波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想。1894年，波波夫制成了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他第一次在接收机上使用了天线。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根天线。
1895年5月7日，在彼得堡俄国物理化学会的物理分会上，波波夫宣读了论文《金属屑同电振荡的关系》，并且表演了他发明的无线电接收机。表演结束后，波波夫充满信心地说：“最后，我敢于表示这样一个希望，我的仪器在进一步改良以后，就能够凭借迅速的电振荡进行长距离通信”。几十年以后，这一天被定为“无线电发明日”。波波夫的论文和表演被有关刊物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
后来，波波夫用电报机代替电铃，当做接受机的终端，这种装置就成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1896年3月24日，波波夫和助手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协会的年会上，正式进行了用无线电传递莫尔斯电报码的表演，在场的观众有一千多人。表演的时候，接收机装设在物理学会会议大厅里，发射机放在附近森林学院的化学馆里。雷布金拍发信号，波波夫接收信号，通信距离是250米。物理学会分会会长佩特罗司赫夫基教授把接收到的电报字母逐一写在黑板上，最后得到的报文是：“海因里希·赫兹”。它表示波波夫对这位电磁波的发明者的崇敬。这份电报虽然很短，只有几个字，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份有明确内容的无线电报。
菲尔比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间谍王子菲尔比（上）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6．1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小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它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苏联人向他提出加入情报机构的建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
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象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