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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们通过与其家有旧谊的城工人员翁晋卿送去。为了慎重，萧文灿院长以夫人王杰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而亲赴卢府，请他早下决心，出面主持治安会。此事直至1983年我再访卢焘女儿时，在座的卢焘表侄，还记得当年见到萧院长的礼帽和手杖的情景。
——如张彭年时任贵州省参议员，为地方耆宿，其敦促信是我单独送去的。由于张老先生与我的叔祖父郑先辛（地方军阀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有师生之谊，其幼子张汝闽与我相熟，就由我在晚上悄悄到他家，交他转呈。
——如郭润生原是贵阳颇具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帮会头面人物。我们派城工人员罗家骏去完成送信任务。因为罗的友人李树华，系曾任贵州省主席的李小炎之女，与郭府常有往来，所以罗家骏在她陪同下，将信送到郭手。
1949年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召开“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大会选出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为副主任委员、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治安工作。（按：临治会成立日期，本文采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阳党史》）的说法，见第352页。未采用200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中临治会成立于11月10日的说法，见第390页。何者为妥，待考。）
临治会成立后，随即贴出成立布告，开展各项工作，对“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引自《布告》）、安定人心，起了良好作用。
临治会的成立，是我党在中共贵州地下省委及贵阳的各地下革命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所述仅是笔者所在的地下城工组织所作的一点微薄工作而已。切望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及知情者予以补正，而臻完善。
临治会的成立，在谷正伦等11月lO日率部逃离贵阳后，而我解放大军尚在途中。城市形成权力真空，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此前，在谷正伦行将逃跑之际，他批阅了大屠杀名单，交副司令韩文焕执行。韩随即又将此名单批交手下，自己即同谷正伦一行窜逃。11月11日，谷、韩手下遵命制造了惨酷的“双十一血案”：将狱中的24位革命志士押出，分别杀害于贵阳的沙河桥和马家坡。
随后，刘伯龙率国民党89军，由安顺窜入贵阳，进行骚扰，并于14日晨弃城而逃时，杀害了贵阳市临治会主任、国民党耆宿卢焘将军。
贵阳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14日晚九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城边的油榨街。我们在获得此一喜讯时，便派出城工人员，戴着写有“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红布袖套、拿着小红旗，前往欢迎解放军，并进行采访。此时，进入油榨街的部队，除继续向清镇方向追剿残敌外，随即连夜入城。临街住户，拉出电线、亮起电灯，拍手欢迎。入城部队，沿街放哨以稳定城市秩序。此时的贵阳，实已解放。15日，我军正式举行入城式，标志贵阳解放。新华通讯社16日电讯，发布了此一新闻报道。当时由于我省尚未建立政府，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所以两天之后，才由业已解放的上海，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报道贵阳解放的新闻。
但是，1949年11月15日，贵阳街头就出现了一张铅印的《解放快报》第一号，率先报道了贵阳解放。报纸注明为“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编”、头条新闻以黑体字标题：《人民解放军昨晚开抵贵阳》，注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出版”、“本报奉送不取分文”，以五万份的数量，由城工人员散发，市民争相传看。后来贵阳的媒体介绍说，这算是“我党最早报道贵阳解放的报纸”。
《解放快报》在一、二号上，对贵阳真空时期到解放军入城的14、15两天的情况，均有报道。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五星红旗的故事·俞乃蕴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以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万里蓝天之下，迎风飘扬，令人激荡，令人遐思。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打开历史尘封的史册，回溯一下远逝的一瞬吧！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曾于1912年1月12日，致函参议院，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虽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议把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第六小组具体负责。参加第六小组的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等16人。在1949年7月4日和8月5日的第六小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专家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并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全国就收到应征有关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安徽来稿47件。
马叙伦、沈雁冰在《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国旗、国徽的图案应注意体现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国旗图案应以庄严简洁为主。从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上，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镰锤交加并加五角星者，来稿也多，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二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形式上很难配合。与“简洁”之旨不符；三是，一半摹仿美国旗，一半摹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陈嘉庚先生对大会拟制国旗，显得很激动。他说，早在1940年到重庆，就请了专家设计一个国旗方案，印了一百多张报给国民政府，后见到国民党官员的专制态度，遂作罢论。他还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之义，这是我最不满意的。陈嘉庚说，1942年他在印尼写的《南侨回忆录》，就讲到了《国旗之意义》，评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9年8月16日，北京饭店413会议室。设立了国旗临时选阅室，有些经过挑选的国旗图案，在那里陈列展出，供政协代表参阅。当时，评选委员们看好的是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者认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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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治中回忆录》称：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大满意。他向毛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金箍棒。”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了四五十人，尽是文化人，有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只有我一个。”毛主席在说明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毛泽东说到这里，他把第36号参考资料给大家看。这是上海市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家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是在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联松先生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修改、审定的。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把他设计的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删去了，显得简洁了。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在《决议》后还附录了《国旗制作说明》。
曾联松先生生前记忆犹新。1950年9月，他曾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先生当年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编号是：“台右67号”。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1137号公函称：“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当时旧制），分别交邮局和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吉 元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
《毛主席语录》几乎无人不有，无处不在。无事不用，成了“文革”初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40多年前。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摇动，“最高指示”在众人口里念诵，《语录》舞在男女老幼中跳起，《语录》歌在千百万人里歌唱。无论大江南北，秦岭东西，建筑物上、田野里、用具上，到处都敬书了毛主席语录。全国几乎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在机关，在学校，在军营，甚至在一些家庭中，早晨起床，晚上就寝，都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并排站在室内悬挂着的毛主席像前，将《毛主席语录》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然后学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便请示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就汇报一天的工作。稍有疏忽，就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忠。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几乎人人手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公共场合，只要谁忘记带了，就会把你找来刨根究底，审问个半天。弄得人人自危。
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互相呼应。上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一句“‘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一斤白菜”。然后，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你买的菜”。
打电话也是如此。那时不是现在这样的自拨电话，必须通过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接转。接通电话后，第一句必须说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里的话。否则，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可以拒绝转接。
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人们读的是《语录》词，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密不可分。人人都有语录本，到处都是语录牌，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广阔大地的一大“文化景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一些被批斗和打倒的老干部、“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在想办法借用毛主席语录来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当时，用得最多的毛主席的话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被造反派批斗时，他要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本，翻到第，273页。然后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可以作证（这是陈毅自己将毛主席在某个场合说过肯定自己的话写在语录本最后的扉页上）。弄得造反派啼笑皆非。尽管陈毅不乏幽默，可仍然还是被造反派批判。
至于“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借助毛主席语录，那是得不偿失。照造反派的话说，是自不量力，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对他们派上用场呢？因此，不仅没能得到丝毫帮助，反而还会招来灾难。
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林彪
上世纪60年代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
1960年9月，已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发出号召，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他还说，在处理训练、生产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上，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的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到了1961年4月，林彪更明确地指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发了话，说得这么明明白白，《解放军报》自然是不敢怠慢。于是，立即着手做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准备工作。恰在这时，军报编辑部得到消息，说《天津日报》社有一套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查找引用极为方便。他们赶紧派人赶往天津，在征得《天津日报》社同意后，很快索回了这套专题卡片。在每日的军报头版显要位置上予以刊登。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专题卡片的基础上选编的。
林彪对《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非常满意，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做法。博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对军报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也很赞许。
部队对《解放军报》的举措更是拍手欢迎，连连叫好。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买来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随身携带；基层连队用木质材料制成语录牌，无论是训练还是劳动，走到哪带到哪。营房里，训练场上，工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干部战士的这种热情启发和激励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同志，他们为基层干部战士的热情所打动，准备为部队编辑一本便于携带的袖珍式的《毛主席语录》。并立刻向总政治部领导汇报。议的军报负责同志把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当面向总政领导汇报。总政治部领导讨论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毫不迟疑，立马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尽快编辑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毛主席语录》出来。
军报得到了总政领导的批准，此前又有林彪的旨意。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一路的绿灯。他们集中编辑人员拟计划，选内容，定方案。大家以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把编语录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加班加点地进行。到1964年1月5日，就选定了23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