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恩）
【怀人篇】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张玉钟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就参预了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连续采写了3篇内参，以“增刊”直接向项南书记反映他自己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项南书记了解实际情况后，不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定，而且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林振夏，向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记者进行追踪调查。当年我知道了项南的态度后，真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如此虚怀若谷十分激动，但因此事涉及的内情重大、尤其是涉及到高层领导，作为当事记者我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保密至今。我想，此事已经过去26年了，今天我把其来龙去脉简要“解密”于此，不仅为了怀念和学习项南的高贵品质，也许还有许多方面可引人思考。
1983年8月4日，福建省体工队膳食科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长，惨遭社会上4个歹徒杀害。事件一开始就纷纭复杂，是因为双方的身份都有点“特别”。被害者的父亲是原国民党“重庆号”起义将领之一，两个哥哥一个在印尼、一个在香港，这种身份自然引起省市领导的“特别”重视。而杀人的主犯之一的父亲是省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当时又正逢“严打”时期，因此知情人“特别”关心这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我作为记者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了解到这个案情也引起了“特别”的兴趣，马上向记者处处长卢秀启和总编辑林振夏作了汇报，他们都明确支持我介入采访，我随即写了第一份内参《发生在省体工队的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
果然，随着办案进展出现了许多扑朔迷离的情况，尤其是进入量刑阶段，省市两级法院办案人员及领导，在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的问题上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及尖锐的斗争，而且由于有人在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时巧妙地做了手脚，致使省委、市委两级领导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也就是省委领导改变了市委的决定，有关办案人和知情人对此反映强烈，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记者通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认为省委领导，实际上就是项南书记在这件事上的表态是错误的，而福州市委的决定恰恰是正确的。得出这个看法后，我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敢不敢写成内参向项南直接反映呢？我当即向林振夏总编汇报，林振夏认真、详细听后问我：“你这个看法有把握吗？”我答说：“从掌握到的情况看应该有把握。”我又问林振夏：“如果写成内参，事实上等于直接批评项南，他会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我们会闯祸的，怎么办？”林振夏沉思了片刻说：“不会的，项南同志是好书记，主要的原因是下面人捣鬼，如果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会纠正的。你还是写出来吧！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林振夏总编说的很慢，但一句一句至今还刻在我的心头，他虽然1994年逝世至今15年了，但这一幕经常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真为一个省委机关报总编辑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无畏的胆略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得到林振夏总编的支持，我很快写出此事的第二份内参《省法院一干部的儿子该不该杀的问题要认真对待》，林振夏亲自审定稿件并批准以“增刊”直接发给项南书记。这份约1200字的内参，第一段即反映了这个案件进入量刑判决阶段，“经省法院向省委汇报后研究决定”，改变了福州市委的意见，把法官的儿子从死刑改为死缓二年。紧接着写道“对这一改判，知情者反映强烈”，并具体引用了市中级法院审判员的看法：“对致死人命的直接凶手、认罪态度又恶劣的改判为死缓二年是量刑不当，必须复议”。接着文中列举了这位审判员掌握的材料，说明“省法院有关人员向省委汇报时认定改判的唯一理由‘投案自首’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一段写道：“记者认为，审判员某某某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而省高级法院有关人员的态度很需要认真查一查，这关系到这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取信于民的问题。”
项南书记看到这份内参后高度重视，专门打电话给林振夏总编，对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要记者继续就审案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进行调查，再写一份内参向他汇报。林振夏为此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大胆完成省委书记交办的任务，还就采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交待。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原来是学中文的，法律底子薄弱，又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缺乏采访重大事件的经验，只好一边进行采访，一边找来许多刑法方面的书籍急补，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走访了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市中级法院、市委领导和一二审的办案人员，搜集到了大量的、充分的材料。采访中，“福州市中级法院和省检察院提出了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一些做法不妥当”。记者在基本掌握情况后，向省高级法院领导提出采访要求。这之前他们也接到省里要他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指示（但这个指示是项南书记直接打电话还是其他人打电话我就不知道了），因此省高院领导非常重视记者的采访，正副院长等党组成员（记得共8位）全部到场，面对记者一个人采访，这是记者36年新闻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接着又采访了省高院的办案人员，我把他们不正常的做法归纳为4大问题，有的放矢提出来，他们的当场回答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确实存在。回来后，我即写出了此事的第三份内参，长达约4500字，题为《关于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一些不正常做法的调查》。林振夏总编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我把稿件送去他亲自修改定稿。其中他修改的一句令我一辈子奉为文字锤炼的楷模。我提出的4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是这样写的：“9月1日省法院领导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不全面，只汇报××ב投案’，而没有汇报‘不自首’，致使省委领导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整句话从表达的内容和语法上看都是对的，但林振夏却把最后一句改为“致使省委领导未能根据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改动，不仅文字表达婉转得多，而且进一步点明了责任所在，读起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份内参同样是以“增刊”发给项南书记。
至此项南书记完全纠正了自己的决定，法官的儿子也很快伏法了，《福建日报》还以“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为题作了公开报道，广大干群盼望公正执法的要求如愿实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好评。
当前，新闻界普遍感到舆论监督难，但难在何处？回忆项南书记与舆论监督的这件往事，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引发了我以下几点思考：
舆论监督难不难，首先还是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态度，如果我们现任的党政领导都能像项南书记一样重视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属下的监督与批评，都能做到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坚决改之，也就是采取真实的、真诚的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再难也就不难了。
其次，舆论监督能不能开展起来，与新闻媒介负责人的责任心密切相关，这就是上述林振夏总编说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新闻舆论开展批评与监督，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新闻舆论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不可讳言，这些年因受舆论监督环境难的影响，不少媒介负责人也缺失这方面的责任心，甚至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是很支持属下的记者介入监督与批评，尤其是对所在地或顶头上司的监督与批评更是视若禁区。我想，如果各种媒介的大小总编们都能学习林振夏总编的这种责任心和精神，舆论监督难的局面是会大大改观的。
再则，广大新闻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和深入作风也是开展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保证。不可回避的是，随着新闻媒体从计划经济时代吃财政饭，到如今进入市场经济直接参予竞争，迫于媒体的生存压力或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媒体及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动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甚至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感染，有的被当成胁迫有偿新闻或不当收入的武器和手段，这实在是新闻界本身的一大悲哀，也严重削弱了舆论监督在党和政府及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民间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戏言虽是夸大其词，肯定不是准确的，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民心。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张素芳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起到2004年逝世，从事经济科学研究近六十年。从1959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之后，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中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有深入扎实的研究和独到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中，率先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他为改革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还有屡吃苦头的代价和牺牲。
石破天惊的所有制改革理论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董辅礽应邀作报告。他讲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的一级政权，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直接向人民公社下达计划指令，农村集体经济也由国家所支配而失去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质。国家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都由国家行政组织所任命的干部直接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这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与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状况没有利害关系，不承担经济责任，群众对他们没有任免的权力，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提出，必须改变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所采取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为此，必须使国家政权这一行政组织和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重新建立乡镇政权，赋予社会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
董辅礽公开向国家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提出挑战，使在场的听众都惊呆了。报告会后，一位经济研究所的老先生对董辅礽说：你的胆子真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毛主席提出的。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深深地为董辅礽捏把汗。屡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冲击的董辅礽，当然也清楚公开提出这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他又把讲话稿写成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果然，事后有人大做文章。在全国批判精神污染的政治大气候中，董辅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面对有人逼迫他检讨，董辅礽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严辞拒绝说：我没有错误，我不检讨。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又说，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董辅丰乃说：片面性也没有。董辅礽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坚持真理，表现出献身科学的勇气和胆识。
谁知，七、八年之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公认的了，当时逼董辅礽检讨的人却当着董辅礽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在这些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