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一直在京休养，并未再回西安，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这些情况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公开报道，师东兵也竟敢胡编一套！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太离谱了，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当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就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林彪摔死三年以前的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陕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空编造。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谩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他不但没有访问过胡耀邦，而且在其《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中，他说“访谈”过的华国锋、赵紫阳、汪东兴、纪登奎，以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八人，也是假的，其中他说的访问纪登奎的时间竟然是纪登奎同志去世一年之后！现在上述前领导人的子女都已发表声明，郑重否认师东兵曾访问过他们的父辈，不但师东兵编造的那些访谈内容是假的，连他与某些领导人的合影也是假的。正如叶乐盛先生说的：“一个与华国锋合影都敢造假的师东兵，还有什么不敢造假呢？”这些领导人的后代多已声明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追诉权。
至此，人们都已知道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
我们虽早已见到师东兵写的东西，但由于他完全是胡编乱造，所以根本就不理睬他，也不值得理他，要不是他借华国锋同志去世之机又出来搅乱是非，我们到今天也不见得理睬他。至于一些党史专家更是不屑于理他，因为他胡编的东西够不上与党史专家讨论的层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2009。10） ·任振邦 等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44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原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以下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目的是借用贵刊一角，以读者来信或来函照登的名义均可，让那几个游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