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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将革命进行到底”绝非无的放矢，它不但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求和活动的响亮回答，更在革命阵营内部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关注，随即进行了意见沟通，开始协调政治立场，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19人，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注7
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注8
八项和平条件发表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态度与反应，当天便致电东北局，要求“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召集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认为：“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的声明。
1月17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并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注9
当天，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来电做出答复：“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注10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此外，各位民主人士还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注11
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做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此为标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革命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注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注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注3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9页。
注4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4页。
注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1375页。
注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注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注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
注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注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注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17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求实篇】
青海二·二三事件·孙言诚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