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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社长、政法部长等人一句话，不要任何材料就可抓、关、捆、绑、吊、打、铐、关进火箭营连劳动改造。在几年的乱抓乱押中，全县在“火箭营”、连关押最低人数为5000人，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当时农民私下传的顺口溜说：“社队都有公、检、法，有错没错都能抓，捆绑吊打是常事，死了叫你抬回家！”
全县设立的“劝阻站”，是阻止饥民外出逃荒的机构。“劝阻站”实际变成了“拘留所”。1959年冬，“劝阻站”在全县星罗棋布，大队已无空白。被查扣者有的一扣就是多日。县“劝阻站”在城西北南京寺西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从民政、公安_、卫生等部门抽10余人专门管理，有持枪民兵站岗。劝组站大门紧闭，还备有绳、棍、铐子、枪支等。在“劝阻站”里，捆绑打铐常有发生。常有人死在里面。1960年春，我去县站检查过两次，被扣的均有近百人，除一部分人可以在院子劳动外，有一部分人被关锁在屋里，有的能扣留几个月。
六、殴打残害农民，大量农民受干部摧残，略举如下：
——1960年8月23日城父公社党委给我的电话汇报说：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冬至1960年8月在庞洼大队驻点，用以殴打治服群众办法去开展工作，“吃青”者打、不服从领导的打、好提意见的打、与人闹不团结的打、完不成任务的打、上工迟到早退的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约打200人次，其中也有打后死亡的。
——毫县粮食局原局长，1960年春，到张集公社小奈大队，见到农民刘维亮因饿而偷吃红芋种，被抓住后，该局长亲自拳打脚踢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检查汇报：1960年春，一姓何的十三岁的男孩，因偷小羊吃，被张集公社芦庙大队王楼分支书记亲手打死。埋葬后，该支书怕因坟墓被人看到，暴露自己的罪行，而特派人将坟耙平。
——据受害人亲口反映：1960年麦收前。十河公社佟营大队门庄分支书记，对“吃青”农民进行搜身、搜家，翻箱倒柜。对搜翻有青麦者佟广英等近20人均被定为“偷盗”，全部抓走，集中在一个麦场上，跪成一排。该支书用皮鞭，对身穿单衣的农民，逐个反复抽打，一鞭一个血印，被打得东倒西歪，哭嚎乱滚。该支书凶狠狠地说，再偷要比这打得还狠！40年后受害人及其亲人们忆此悲惨，仍痛心难过。
——据1960年10月《县委万人大会卷》181页记载：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生产队长，自1960年春至10月，共吊打农民19人，其中被打后逃走3人。农民田心亮因饿体质很差，派活未去，被该队长连跺20多脚，第二天死亡。农民夏耿氏因痢疾下地干活少些而扣饭，被逼上吊自杀。该队长1960年2月至3月中旬，利用食堂馍饭为诱饵，非法“娶”了三个老婆。
——据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1960年3月18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由大队长带领百余农民到离家30余里的大杨公社于王大队挖茅根（代食品）。因天下大雨，无法挖刨。该大队长强令群众返回，身弱怕淋的农民不愿回去的被打20余人。在冒雨回乡群众中，途中因打、冻、饿而死者4人。
——1960年12月6日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汇报，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孙家法前往复查，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周瓦分支和生产队干部，对“吃青”农民施用残酷的刑罚。一是“拧螺丝”。即用一双竹筷子，双手夹紧“吃青”农民的肚皮，用力猛拧，以致拧成血泡、血穴、紫肿等；二是“炼脚板“。即令“吃青”农民光着脚，用棍打着在蒺藜窝里跑步，扎满脚板蒺藜，以致不能行走。
——城父公社城父大队小刘庄分支书记，全家人到小刘庄多吃，一惯打骂群众。1960年春到任一个多月，打10多人，其中14岁女孤儿刘贞，不仅腿肿开裂不加过问，反因她到地里吃青麦被打后而死。女社员刘氏43岁，全家六口人已死四口时，求食不予睬理，本人于5月4日死亡。3月份全庄仅有149人了，到5月5日又死亡52人，（3月前死人统计）占34％。该支书竞公开说：“就是死200人又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你们死完也照样搞社会主义。”
——用铁丝穿“吃青”农民耳朵最残酷的事件也在毫县发生。
——对“吃青”农民捆、绑、吊、打、冻、晒、罚、饿、前铐、背铐、油漆画花脸、爬蛤蟆、游街、游村、游工地等，已屡见不鲜。
在反农民“偷盗”防“吃青”中，污辱残害妇女事件，全县多处发生。
七、贪污盗窃堕落腐化。在这场农民大批死亡的大灾乱中，有的干部乘机混水摸鱼，贪污盗窃，堕落腐化。
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1960年春盗窃农民口粮卖私馍，对农民采取扣饭，全村死人比例大大超过邻队，庄西半部的21个劳动力全部饿死。并奸污妇女10余人；该公社庞洼大队副书记，亲手盗卖农民口粮（红芋片）300斤，在黑市场高价出售。这300斤口粮则直接夺去了多少农民的生命？除此之外，他还奸污妇女10余人；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1960年3月～4月宰杀集体生猪7头，连吃带卖，贪污肥已。同时他亲自不断在几个食堂对农民扣饭，被他扣饭后而死农民就达11人之多。该支书从1955年至1960年共奸污妇女6人。
在县社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人一惯堕落腐化。除县委书记处书记外，13个公社中竟有5个公社党委第一把手，因堕落腐化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安徽省委对毫县的“五风”严重后果早有发现，1960年7月即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同志带工作队进驻毫县。但由于极左路线仍占上风，工作队仅抓了一般性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此后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的追逼依旧，秋冬农民非正常死亡和浮肿、外流继续发生。12月上旬农民继续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生后，才惊动了省委领导。省委负责人亲临毫县，严肃追查了毫县的领导责任。停止了粮食高征购，落实了粮食回销，1961年6月，农村食堂停伙，实行“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并由大队定期支粮到户，到春节前死人基本停止。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如下政策和措施：
一、加大整风整社力度。省地县三级进一步增加了整风整社运动的力量，工作队达到600余人。除到5个三类公社外，并抽少数领导力量分赴各一二类公社帮助自查自纠。
全县整风整社运动，通过深入发动群众，揭批了坏人坏事，全县干部共分为六类，在五六类人员中属于问题情节严重和有历史问题并直接致死人命的划为敌我矛盾。全县在188个大队中，被坏人占据领导岗位的有34个大队，占18％。其中被封建反革命占据领导岗位的有5个大队。全县共揭露出5、6类分子1234人，占干部总数的5，3％。在犯有各类严重错误的干部中，一般都交群众批判、斗争后分别由县社集训。据1961年4月16日统计，县集训1336人，公社集训906人。并采取了边集训边定案处理。分别给予逮捕、劳动教养、纪律处分、放回生产。
二、对农民实行劳逸结合。保证农民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使农民恢复“五风”摧残的创伤。特别是停止了对农民有巨大压力的全民大办水利和早粮改种水稻等强体力劳动的农活。农民体质逐步恢复。
三、设区分社。缩小社队规模。把原来13个人民公社188个大队1345个生产队，改为12个区62个公社512个大队6132个生产队。接着贯彻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下来。并建立健全分配和财务等各种制度，被“共产风”刮走的农民财产，进行了象征性退赔，并发还了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和饲养大牲畜。准许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四、推行了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安徽省委面对农村两年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实际，进行了“责任田”的试验。并经毛主席首肯试验和推广。毫县积极响应省委推行“责任田”的号召，于1961年3月试点，7月全面铺开。农民有了“责任田”，如鱼得水，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在耕畜、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解决了生产大轰隆，当年粮食获得明显增产。社员多劳多得。由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农民生活好转，从而大大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安徽的“责任田”结论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被取缔。生产又回到大轰隆的老路上去。人民公社的体制，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9月，以社改乡的政策由家庭联产承包所取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李世华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大饥荒刚过去，社员们才吃了两年饱饭，过了两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又在我们家乡开始了。于是乎，平静的农村又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波澜。
这时，我们生产队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成分最高的欧四奶奶也只是上中农，并不是专政对象。但工作队一进村便看上了欧四奶奶家的浑砖到顶的瓦房，七算八算欧四奶奶家够上了“地主”的杠，便认定她们家是“漏划地主”，遂把她们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欧四奶奶和她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四个儿媳妇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她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这样，我们生产队便一次“挖出”了七个“阶级敌人”。欧四奶奶被赶出她的院子，工作队住进了她的瓦房，外间是工作队办公室。这时，欧四奶奶最大的孙子欧林广刚刚结婚。新婚媳妇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料定一生没有好日子过，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地主羔子”。待到后来取消了阶级成分，欧林广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直到今天欧林广仍然是光棍条子一个，在村里享受着“五保户”待遇。
工作队在我们第四生产队另外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毛传明。虽然毛传明家是贫农，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生活困难时期，他偷过队里的南瓜，又搞“投机倒把”，把家织布弄到外地去换粮食，所以被定成“坏分子”，成了我们生产队第八个“阶级敌人”。毛传明有点不服，工作队便组织开会斗争他。有一次斗争毛传明的时候，有人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大碓头（北方农村用来舂谷类皮壳的石具）套在毛传明的脖子上，绳子勒进他的肉里。
为了批臭毛传明，工作队组织青年人写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军算是队里的小知识分子，被安排在大字报组。他们挖空心思回忆毛传明的问题，经常熬到深夜。弄得头脑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军写完了大字报，想以“打倒毛传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作结，却神使鬼差地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毛传明”！王作军立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乎，我们第四生产队又多出了一个“阶级敌人”。王作军当晚就被扭送到公社，关进专政机构。
但，王作军毕竟是贫农出身，也没有其他问题，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时，欧四奶奶的二儿媳妇李瑞莲一直对工作队把他们家补划成地主有意见，常发牢骚。李瑞莲有文化，能说会道，工作队对她很感头疼。于是，工作队便引导王作军，动员王作军说是受李瑞莲指使写的，把责任转嫁给李瑞莲，借此整服她。王作军不愿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队的意图始终没能实现。结果，王作军被关了一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三婶子（王作军的母亲）每天一天三顿给儿子送饭，一只手提着一个盛着稀饭或南瓜菜的小饭罐，另一只手拿着用家织布做的毛手巾包的两个锅饼。虽然最后没有给王作军带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拿这一档子事来压他，等于半个“阶级敌人”。受这件事的影响，王作军也没有娶上媳妇，也在吃着“五保”。
到了“四清”结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已经有了八个半“阶级敌人”，除王作军外，他们都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往事录】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徐云根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对某些建党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而产生分歧隔膜，更由于性格方面的差异最后关系破裂，令一方负气退出由他们共同亲手创立的党组织。这给我们党的组织和李汉俊本人造成重大损失和终身的遗憾，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和深思。
一、合作：为了相同的目标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所有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救国之道，都在思考怎样改造中国这个问题。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越发明显的时候。而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内容。身在日本的李汉俊阅读了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汉俊盛赞马克思学说是现时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7月，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后回国，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1919年6月，被称作当时“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之一的《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不久李汉俊加入了《星期评论》社，并很快成了这个刊物的核心之一，《星期评论》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所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文章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之方向。他在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此时，李汉俊已经萌生了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此时的陈独秀已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已经彻底放弃了“国民运动”的口号和社会改良论，他认为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最有力的方法，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的表现到政治上只是政党。”还说：“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与李汉俊取得了联系，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