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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历史的道德呢？对于现代政治的问题的抽象和一般的答案，并不因为这种道德而改变。自由的、开放的共同体需要三件东西：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这三大自由支柱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不能加以组织的。也许人们可能会说，公民社会是自由的最可靠的支柱，民主则是自由的最明显可见的表示。不过，民主仍然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概念。人们可能会理解，有些人宁愿谈 “ 自由的宪法 ” ，即使他们并不完全接受弗里德利希 · 冯 · 哈耶克的定义。我们的讨论产生了为阐明这种宪法所必需的东西。必须有一些规则，争端中的群体和不同的利益可以依此进行辩论（法治国家，宪法）；必须有一些方法，才能把被统治者的偏好、不过也包括其更深刻的需要变为对执政者的有效的监督（ “ 最低限度的民主 ” ）；而且必须有一些中心，但是也包括一些创议的载体，它们准备探索一些新的解决办法（领导）。对于自由的宪法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教条更具有危害性了，教条可能通过任意专断的权力而产生，但是，也能由于官僚体制的故步自封、停滞呆钝而形成。
不过，在我们把这些范例纳入探讨之前，这就是很清楚的了。这些例子说明了一些不同的并非就不重要的东西。如何去完成必要的事情，这完全取决于特殊的条件和传统。不存在理想的通往自由宪法的康庄大道。不管在机构的结构上也好，也不管在政治文化上也好，不同的国家找到了通往自由的不同道路；反之，却有些例子，表明最好的制度仿佛永远没有达到它们的书面形式要求。法治国家和国家宪法可以通过程序或者通过内容加以界定；最低限度的民主或者可以直接实现，或者采用代议制实现；首创精神和领导可以从政治党派或者握有大权的总统产生。宪法实际必须总是适应某些特定的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其他独特的条件。因此，它们很难从一个国家生搬硬套到另一个国家。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为种种违反自由的基本规则的行为辩解的托词；与此相反，它意味着，某些特定规则形式上的存在不能向我们说明多少关于执行规则的现实。现实存在的自由总是有些不规则。因此，从观察这些例子为现代的政治所得出的结论是：要颂扬混合的宪法。也许应该更正确地说：要颂扬混合得好的宪法。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四章 极权主义的诱惑
1．一种幻想的破灭
1914年7月被证明是欧洲、而且也许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命运攸关的一个月。7月开始时，发达国家处于一种持久经济高涨的顶峰，1913年，经济数据还一直说明它们取得了经济成就。公民权利并非处处保持同步进展，但是，要求实现公民资格的呼声十分强烈，而特权的卫道士们则到处开始让步。谁也不会怀疑阶级斗争的现实。各进步的自由党把它们的兴趣转向社会问题；各社会党的选民人数迅速增加。形势捉摸不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同时，那些大国——大不列颠，法兰西，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处于相安无事之中。进步似乎是极为可能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
6月28日，奥地利的弗朗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萨拉热窝成为一次暗杀的牺牲品。起初，只有少数人理解这个事件的可能的后果。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人们一致认为，奥地利有权就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人们怀着几分忧虑的心情看待维也纳的最后通煤，但是，法兰西总统仍然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仿佛还不是雨欲来风满楼。有些人谈及在巴尔干可能会有一场有限的战争。然而，对战争的谈论越来越频繁，就像人们唤醒了正在沉睡的狗，它们开始显得一天比一天更爱咬人。旧的同盟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新的同盟正在试探之中。形势紧张，黑云压城城欲摧。很快，军人觉醒了，当各国首都之间电报交往日益白热化之时，它们都已经过了各种动员阶段。突然，人人都在谈论战争，慷慨激昂，胆战心惊，而最后怀着一种罕见的宿命现。在7月最后的日子里，欧洲各国首都一致认为，战争已经变得无可避免。德国的皇帝在最后一分钟试图阻止事件的进程，他的将军们向他解释，这已经无济于事了。骰子已经掷了。这是荒唐的，但是，将军们是官僚分子，官僚分子们不管事态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耸一耸肩了事，听任事态的不断发展。此外，威廉皇帝恰恰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想要的那种理想的政治家，因此宣战了。
在那些夏天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一语惊天：“整个欧洲，光明正在熄灭；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见它们重放光芒。”他说这话不仅仅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里，也回想起1914年7月，因为它的历史和它的后果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部分。有人企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为渴望利润的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的放肆无度，或者把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得逞解释为保持政权和获利的绝望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这种企图不得要领，忽略了现实的几乎所有方面。如果说经济变成为政治的女仆，那是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这并不是说缺少社会冲突，也不是说阶级冲突，为争取公民权利和实现扩大生存机会的斗争变得无关紧要了。不过，它们的重要性是通过奇特的曲折道路才能感觉到的。在那30年之末，也就是欧洲处于一片瓦砾之中，而广岛和长崎的数十万人的死亡开始了原子时代之时，进行井然有序的、民主的阶级斗争和实现一种奇特的经济奇迹的条件业已成熟。然而在此之前，显然必须以爆炸性的和暴力的方式，铲除在实现现代精神、扩大公民权利、拓展生存机会和自由的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在整个欧洲熄灭的光明之一就是革命的幻想。它并非立即就熄灭，而是继续闪烁至20世纪30年代，但是，它的亮度早已丧失了很多。有些人肯定宁愿说是“希望”，而不想说是“革命的幻想”。无疑，在1914年和随后年代的事件中，希望之星也已暗淡无光。因此在这里所涉及的是过分的奢望，是那种有害的渴望，期待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崛起。希望是行为的一种不可放弃的动力。因此，如果它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与现实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派别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一幅未来的画面和一种如何实现它的设想。与此相反，革命的幻想把对进步的不可阻挡的进军的信仰与乌托邦的海市蜃楼结合起来。它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世界，因而在实际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引导人们离开自由。
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抱这种奢望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绝不是惟一的一个执着于这种信念的人，不过，很多人以为找到了一条从现实径直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他首先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阴间的强力了。”因此，资产阶级必须试图压制新的生产力，才能生存，但是，要长久这样做，它也是不能成功的。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危机，或迟或早会转而对准它自身；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作为对日益神经质的资产阶级的回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将不断壮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组织力量。正如在封建社会里的资产阶级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无产阶级也是“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阶级”。但是与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将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少数人的统治。它将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去摧毁一切从前的生产关系及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因此，如果无产阶级“通过一次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生存条件，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因而也消灭它自己的作为阶级的统治。取代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党宣言》里，在时代的热情的诗篇里，在工人运动的歌曲中，在号召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书中，都不断宣传这种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产阶级在议会的代表们并没有照此行动，而是投票赞成战争贷款，而且在阵线双方情况都如此。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914年的那个8月里，无疑做了他们的选民所期待它们做的事。工人们并没有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为现存的世界走上战场。这能让谁感到惊讶呢？这个地球上的穷人和被践踏者在什么时候按照他们的观念创造了那个世界呢？难道这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家长统治式的欺骗吗？知识分子把乌托邦的幻想强加给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不是带给他们现实的利益。穷人们在寻求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太阳之下，在今天的太阳之下，而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的人造光源之下的一席之地。谁若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未来，他就既没有给他们面包，也没有给他们头上的片瓦之屋顶。因此，他们的梦想开始于他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东西，这是十分自然的。毫无疑问，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是一支变革的力量，然而，这种变革意味着弘扬一项已经是现实的原则，即公民权利原则。
诚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些令人惊讶的经验。很多知识分子沉溺于革命的幻想。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论这段历史时也将经常谈到他们。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或者本身是知识分子，或者他们对伟大的幻想着了魔，入了迷。统治力量的畏惧反映了他们的过分奢望。因此在1914年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即在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投票赞成进行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斯大林在俄国的崛起以及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之间的某段时间里，无产阶级作为使得人们对另一个世界怀抱希望的北斗星，几乎难寻踪影，完全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消失是有其原因的，对于这些原因，值得加以探讨，因为它们会启迪人们了解重要的社会发展。首先，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与其说这是一种发展，不如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些描绘和歌颂无产阶级的新世界的人，对于劳动者的实际态度，显然所知甚少。与虚构的猜测相反，工人们与其说是胸襟宽大的，毋宁说是不宽容的，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对待自由党人与其说是热爱自由的和开放的，不如说是批判的和寻求保护的。“经验的数据和理论的考虑都容易得出结论，下层的阶层是比较崇尚暴力的，它们认为极端的运动比温和的和民主的运动更有吸引力，如果它们参加极端的运动，它们不会因为缺乏内部的民主而被吓跑，而受过较高的教育和能作比较深思熟虑的人就会离开这些运动。”李普塞指出，“不宽容的和极端主义的运动更大的可能是产生于下层的阶级，而不是产生于中层的和上层的阶级，这种逐渐得出的认识”“为民主左派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悲剧性的窘境，他们曾经相信，无产阶级必然是要求自由、种族平等和社会进步的一支力量”，谁想反驳他的观点呢？
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1911年，罗伯特·米歇尔首先发表了他的《政治党派的社会学》之际，其核心论点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但是还是一直令人震惊。这个论点从根本上说是简单的，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政党基本上同其他党派和政治组织没有区别；然而，这种观察后果累累。“谁若总是开口闭口‘组织’，他准是具有一种寡头政治的倾向。”群众不能自己进行领导：在他们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时刻，他们被少数人领导着。代议制的代表们统治着他们的选民，被挑选出来的代表们统治着赋予他们席位的人。米歇尔深刻钻研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要求，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察：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他是否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者对社会的真正特征的可以避免的弱点感到恼怒不安，这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一般的、政治的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用虚无飘渺的、然而意味深长的话语表达了它的意义，1922年，他对“现实政治组织的进程”表示遗憾，这个进程“把无产阶级逼退到它的直接的生存境地之中去，使它成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并不同时是把资本主义推向没落和毁灭的发动机”。
米歇尔对寡头政治的领袖和成员大众进行对比，这还有一个更深远的背景。这种对比暗示存在着一种新的时髦，即把被颂扬的无产阶级描写为一个没有结构或者没有文化的群体。它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本世纪20年代据说也正是发现原子化了的群众是现代精神的人质的时候。古斯塔夫·勒榜（Gustave Le Bon）的《群众心理学》当时还一直拥有很多读者；何塞·奥尔特加…
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曾经写作他的《群众的起义》。台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在他的著作《群众及其行动》里曾试图为很多人辩护，他引用了作为革命希望的载体的无产阶级这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表明，他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许多其他的人，毋宁说，倾向于接受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也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从夸张到玩世不恭，相去并不十分遥远。
现实的社会发展对于剩下的无产阶级的信仰者恰恰没有什么希助。在经济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毋宁说是一个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时期，然而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因此，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至少在外表上上升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化”这个词四处流传。无论如何，这必然被看作是反驳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将会变为一个大的本质上无差别的阶级。工业的进步要求新的技能；区分熟练的、刚开始学习的和未学习的工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为了上保险而需履行的手续。
工业的进步和普遍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职员这样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增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谈到这种现象，随后在本世纪20年代，很多社会分析学家都研究这种现象。显而易见，迅速增长的新的中产阶级——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和农业主的“旧的中产阶级”的顽强生存——驳斥了这种的假定：全人类中一个压倒一切的多数或早或迟都将会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差别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工人阶级进一步增长；在若干发达的国家里，它占50％的人口，或者还要多。但是，其他的阶层的增长还要快一些，它们的社会地位绝不是十分明确的。
当1926年埃米尔·列德勒（Emil Lederer）和雅可布·马尔沙克发表他们的很有影响的《新的中产阶级》研究之时，他们还能论述，这种把职员描写为“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缓冲地带”以及认为新的服务阶级在工会里与传统的工人一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6年之后，台奥多尔·盖格尔第一个指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所谓的高领无产者在其经济地位上，很多方面与工人相同，但是，他们不仅穿着高领衬衫，而且一般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