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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一切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明显可见的崩溃，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鼓励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又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为争取民主的游行，尔后又导致在天安门使用武力。在苏联，鼓励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活动，毋宁说，更加深了经济的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扩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为了扩大人的生存机会，二者都必须抓，而且要同时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着能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杠杆，这个问题也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关键问题。
不过，抢先作这类观察是操之过急了；我们还在讨论50年代的世界，还处在分析各种制度趋同理论的思维错误之中。现在，一个中心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不是另一种工业社会，而是一种引入发展进程的方法。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在那些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别有它施展身手的机会。显而易见，对少数人的供给会提高，而大多数人却未能赢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而且，少数人还能长期保持对他们的统治所必需的结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经常地满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够促成某种轻微的、现实的增长的话。这样一种进程还能持续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论的诱惑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勃列日捏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征，即使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总书记给它致命一击，这个制度也会变得日益不稳定。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充其量是通往现代世界的次优道路。而且作为这种次优道路，它本身没有效率。倘若它坚持政治的控制，那么，经济就仍旧不发达；倘若它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进步的要求，那么，它的政治基础就受到威胁。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诸如制度趋同这类东西的话，那么这种趋同的成因就在于自由的各种变化形式里。自由的变化形式可能不会实现；并不存在着一条人人都必然会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历史规律。也许，大多数人两者都想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也都得到它们。在充其量是次优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生活，极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然而，有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丝光明。因此，在时代的意识和行动中，1989年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半道上两种制度相互趋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既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应用于苏联，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意义的，更不用说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倘若前苏联各个部分或者中国在数十年间建设为发达的国家，那么，它们也将会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犹如在它们之前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做过的那样。
在一个方面，阿隆是一位关于两种制度趋同的非凡的理论家。他处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几乎把它们彻底分开。于是，他能够把他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无限信仰，与期望一切工业社会都将会发展出经济和社会的完全类似的——如果不是说相同的——结构结合起来。这里所建议的对这类假设的修正，适用于阿隆的立场的两种因素。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过于高估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而过低地估计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在5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阿隆并未犯过一个这里不得不谈一谈的错误，即认为制度趋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共同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道路，能够为一种和平秩序奠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两种制度据说都有其好的和坏的方面，因此认为最好是把两者的好的方面结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直至能确保相互消灭、亦即直至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消灭并消灭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核威慑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国内事态的发展所取代。这也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赖以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趋异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关于把趋同作为纲领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认为，由于80年代下半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值得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种纲领从其胚胎开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种自由，尽管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由的表征形式变化多端。此外，用制度进行思维，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如果在现实社会里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求扩大应得权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机会，那么，就应该扩大应得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扩大供给，那么，为此就必须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些机构，它们许可做在某种既定的情势里认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数人不再想要了，它们又许可放弃不干。至关重要的是开放社会。
这不是相对主义。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战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暂的开放阶段，冷战阻挡住很多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种前景。它导致了价值的物化，因而也处处危及了自由的条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恶的王国和善的王国。但是，通往这种发现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主题。
3．民主的阶级斗争
现在，是我们回头论述战后时代发展进程的时候了。现代的社会冲突与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选择机会的世界里为所有的人争取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冲突要用社会的归属性来阐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开，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情势的烙印。为了理解这些条件和情势，必须谈谈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隐藏的再分配日程，谈谈各民族的经验的丰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分析的线索。它们可以描写为这样一类国家。1948年，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和协调欧洲的复兴重建，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当这个目标得到实现和欧洲变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部分之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改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在1961年创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时，它承担的使命是，“在成员国里实现最高的和稳固的增长和就业水准，实现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样的程度适用于所有这些成员国，我没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国家里，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
此外，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S．M．李普塞继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维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是简明而中肯的。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这种提法是否还适当的问题。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的第二个系列讲座里）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斗争”，而且与此相反，谈到了在处境较好的人和处境不那么好的人之间的一种健康的“抗争”，虽然他也强调，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相互区分为争取应得权利、尤其是为争取公民权利的伟大斗争和让那些已经享有充分公民地位的人逐步得到再分配的要求，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因为更深刻的对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辨，为了民主的抗争也还要坚持阶级概念，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50年代，很多作者忙于研究令事物达到这种新的水平的进程。当特奥多尔·盖格尔写作《熔炉里的阶级社会》时，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民主的进步。资本和劳动原先是相互间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但是后来，它们愈来愈多地建立起它们的相互关系。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包括关于调解和排解对立的程序的谈判，被纳入一个完整的、由劳资双方协定的或者由法律规定的规则体系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被承认为劳动市场上的合法原则。盖格尔把这个进程称为“阶级对立的制度化”。
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制度化的过程具有某些政治后果，其特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政治集团，在边缘状态下是两个政党，相互为争取多数的选票而搏斗着，人们对此业已习以为常。一方毋宁说是改良派，而另一方毋宁说是保守派，一方毋宁说是应得权利派，而另一方则毋宁说是供给派，双方的任何一方原则上都没有攻击对方的偏好，或者哪怕是企图撤销对方的决定。大不列颠提供着最明确无误的范例。工党1945年获得竞选胜利，并且进行了广泛的改革；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四位首相当中的一位告诉人们，“你们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最后，工党又掌权，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一项“技术革命”的纲领；1970年，保守党人获胜，爱德华·希思提出了经济计划和欧洲纲领；1974年工党又上台，而且一直掌权，直至撒切尔夫人战胜哈罗德·威尔逊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李普塞指出，这个模式也可以应用到美国身上，在那里，1952年、1960年、1968年、1976年和1980年，美国总统的党派属性发生变化。法国的经验没有这么清楚明确，部分是因为戴高乐的角色不能直截了当地归入传统的党派范畴进行描写，部分是因为法国有过几届联合政府（以及最近一个共同执政阶段），然而，在法国这里也发生了变化。1969年德国的“权力更迭”具有比所有提到的变化都更加富有戏剧性的特色，在这里，最初在1949年至1953年阿登纳的几届政府里，以及后来又在1982年“转折”之后，一个小党，一个第三政党，通过它决定参加联合政府实现了多数；然而，德国的经验也表明民主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变化形式。
这类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值得一提的理论上的外推法的运用。首先在美国，约瑟夫·熊彼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政治上去赢得了一些追随者。借助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sozial choice）理论，民主的经济理论得到发展，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党派的几乎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领袖们和他们的组织仅仅是一些企业家和企业，他们行动在一个特别的市场上，这个市场里的成就就是用选票而不是用美元来衡量的。各个政党把各种可能期望赢得多数的纲领拼凑在一起；如果它们当选了，它们就把纲领付诸实施；同时，它们必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触犯某些特定的利益；这就为反对派提出一种与新的情势相联系的、因此是一种不同的一揽子纲领计划提供了机会。舆论研究取代着思想意识的位置。政治归缩为争取选票的竞争。原则上讲，这种游戏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群体团结约束、即阶级约束的地方，还只有各种个别的主题，把这些主题结合起来，是一个实际效用问题，而不是社会必要性问题。
这种理论的创始者们也许也不会否定，它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进程的描绘总是一种夸张。甚至在美国，虽然很久以来政治就为经济或者供给主题所控制，也有一种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和一个鼓吹自由的共和党人的强硬派核心。在欧洲，还一直允许人们根据公民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处境对选举行为作有用的预测。此外，民主的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副作用，它对控制旧的阶级冲突不得要领，而且夸大新的情势的稳定性。
在特奥多尔·盖格尔的分析里，已经展示这些副作用之一种。在他描述阶级冲突的制度化之后，他转而提出一个在他的时代（1949年）听起来令人惊愕的论点。即他断言道，那些把他们的对立关系制度化的人，不仅因此而使对立关系丧失锋芒，而且同时建立了一种卡特尔，以便捍卫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关于应该如何瓜分供给这块大蛋糕，缔约的对手双方可能会依旧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蛋糕是他们的，他们要瓜分它。因此，那些不属于这个卡特尔的人，是真正的牺牲者。“与收入获取者同货物生产的差距相比较，贫困在增长着。”这显然是一种受时代约束的论断。盖格尔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显然的曲解，才能找到他所谓的“纯粹的消费者”。如果他已经认识到“生活各领域的差距”的思想，那本来对他会有所帮助的。后来有些作者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挽救阶级理论废墟的若干残余。即他们断言，重要的新的冲突既不太触及所有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范畴，也不太触及一切人或者很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空气和水受到污染，那么，对使它们纯净感兴趣的就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这种兴趣会导致很多人提出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一种涉及课题、而不是涉及阶级的政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盖格尔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一种到处都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或者民主化的事态发展，即社团主义的发展。民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是组织，方法就是意见一致。人们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人行动的——在这方面，民主的经济理论也是不够充分的，而是作为多种形式的政党、工会、社团的成员参加行动的。斗争是由这些团体开展的；然而在实际上，这并不是斗争。毋宁说，这是一种某些组织多层重叠在一起的卡特尔。这些组织不断发展新的程序，把它们的特殊利益纳入政治进程。同时，它们发现，把大蛋糕置于监督之下是它们共同的利益。这当然是一块供给大蛋糕，不过在它的背后是通过所有权利要求者之间的协议对权力进行监督。最后，政治党派、经济团体、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包括要求代表“纯粹的消费者”的团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构成一个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团，它们发现，如果它们不参与，将对它们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谁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的，虽然对于那些一定必须知道的人来说，有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对于那些很乐意知道的人来说，有政治学家。
民主阶级斗争的社团主义的反常行为的风险在于，这种反常颠倒会带来僵化，而不是灵活运动。社团主义太过于容易同官僚体制进行结合，而二者均剽窃自由的宪法的本质核心，即不必革命也能实现演变的能力。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角色，成功地挤进这个有组织的利益的卡特尔。因此，很多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把环境保护者排除在外。然而从根本上讲，社团主义从民主进程中获得生命。协议取代了辩论，意见一致取代了冲突。
这样一类提示可能引导我们走得太远，走向不同的方向。毫无疑问，这里所描绘的情况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日子。传统的阶级冲突退居幕后，即使对它们的回忆、而且有些地方它们的现实还继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由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来代表，各种团体在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