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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要求扩大它们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然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替换（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公民权利的拥有似乎只能牺牲经济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倘若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它已经往往发生过——那么，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生存的机会息息相关，这些生存机会同时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权利要求，在供给方面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和发挥一种不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权益要求深层文化的凝聚力。
于是，这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曾经深思过，如何向读者阐明本书的特点。是的，很久以来，由于竞选的要求和对各种机构负有责任，我的社会科学已经作了调整。我是想说，对我来说，仅仅对本专业同仁说话是不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称之为scientific munity即科学共同体的那种工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许自满。博洛尼亚大学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给学业新成的博士们两次呈上一部属于他们本专业的伟大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次书是含着的，表示要记载（秘密的）知识，一次书是打开的，强调（公开的）任务是把这种知识传播给人们。公开的科学也是这本随笔可能的写照。
我必须对“随感”（Essay）作解释吗？这本书不是一幅大型油画，本来这种题材是适合于制作巨幅油画的，而是毋宁说，它是一张素描。它比一般情况下随笔这种文体所允许的长一些；但是，我想到过18世纪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全然无拘无束地写了长达数百页的书，并名之曰：《关于宽容的随笔》，或者《资产阶级历史随感录》。这本书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尝试和一份草稿。书的起初的正文我写于1986－1987年，那是颇有成果的一年，我当时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朋友们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受到很客气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语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东欧。中欧的民主国家里，引起了辩论。那时以来，时代变化了——我在这些时代里也在变化。现在放在眼前的这本书，肯定并非简单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译；说它是“新版”，从根本上讲是不够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写的书。同时，198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着某种作用，虽然我在1990年所写的《欧洲革命之观察》和英文版《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无缝地相互协调，属于一个整体。就这个版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把我的概念和分析写得更明确了，更加精确了，而且在若干点上也作了补充。
作者感到他的书是重要的，这几乎无需强调。如果不重要，他为什么要写？是因为不得不写？在这种情况下，这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方式上，这篇随感是我的社会科学的总和。现在要搞纯理论研究，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力不从心；不过无论如何，这里又重新捡起我在1959年写的关于阶级论的德文版本《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中的题材，这本德文版书是成熟版本，已经绝版。论文集《走出乌托邦的崎岖小道》（Pfade aus Utopia；1967年）也属于这个范围。从那时以来，我曾开始作种种尝试，搞些政治理论，例如《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1979年）和演讲集《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85年），不过也在对自由党人的政策的具体建议中做过一些尝试，例如1988年比萨国际自由党人全体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文件，可惜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反对票（之所以要可惜，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东西往往是不值一提的）。现在，社会科学之女王是社会分析，严密的理论、规范的意图和历史的贯穿，统统都编织到社会分析里。10年前，我就开始尝试从事社会分析，开始写出了一部很长的文稿，书名为：《黯然失色的现代精神》（Modernity in Eclipse）。写到几乎500页之后，我中断了这项工作，而这样做是对的；那本书再写下去，会发展成为荒唐之物，不合时尚，从错误的观察角度出发，会令现代精神变得昏暗无光。我希望，这一切将不再适用于这篇随感。
除了罗素·塞奇基金会外，还有一些与我有联系的机构也给了我某些机会，让我拓展和检验我的思想。我怀着感激之情，首先想起了自1984年以来的岁月里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小型讲习班，想起1986年在巴塞尔的志愿学术协会的客座教授职位和自1987年以来在牛津我所在的学院即圣安东尼学院的高级论坛和其他地方的无数的谈话。
写作这本书，有3个人对我特别有帮助。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我再次幸会罗伯特·麦敦（Robert Merton），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现在也是国际社会学界的泰斗。他确定标准。因此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他不仅读了本书初版的全部文稿，而且还做了无数的眉批，形式上往往采取有趣的印章，指点迷津和打上问号，这类东西，他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最后盖上一个光芒四射的带有天使图案的大印章，表示他的善意，多么令人欢欣鼓舞！麦敦对这篇随感的那些论题发表了很多见解，尤其是也对萨里的圣公会执事乔治·哈克威尔（Georg Hakewill）发表意见。我还是借用了哈克威尔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座右铭。它对表现我的意图的基调再适合不过了。麦敦在他的漂亮的著作《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里，高度颂扬了哈克威尔对现代精神的贡献（《在世俗政府等等面前为上帝的权力和无意的辩护词或声明》，首次发表于1627年，第3版于1635年）。
我的朋友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一直关怀着我的文章。他的痕迹处处都明显可见，这篇前言的最初几段里，提到第二次30年战争（1914－1945年）可找到他的踪迹，他一直在研究这第二次30年战争。弗里茨·施特恩是历史学家，因此他是主要对结构和过程感兴趣的朋友，有时会失去耐心；不过，我们的友谊已经存在了35年，因为我们总是重新相互学习。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艾琳（Ellen），除了这里没有提及的事情外，应归功于她孜孜不倦地探询对事件的解释，孜孜不倦地催促要改善有关的状况。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才能把坏事变为好事？这是艾琳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在这篇随感里论述的问题。
拉尔夫·达仁道夫
1991年8月
于霍尔茨施拉克／黑林山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机会
1．现代的两面性
革命是又苦又甜的历史瞬间。希望短暂地闪烁着，旋即又在失望和新的弊端中窒息。这既适合于大革命，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但是也适合于较小的政治变革。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的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集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 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的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隆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就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变成为今日的适用的法，而旧的法则成为叛逆。对于进一步被激奋起来的人们来说，闻所未闻的前景向他们敞开着：将会建立人民的政权，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东西将会变为流体。很多人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社会的种种窘迫，仿佛都自行消除了。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啊！
只是恰恰这个时代，好景不长；蜜月不能持续长久。人们又走上正常的生活。人们终究不能无休止地、日复一日地示威游行，或者无休止地打内战。个人的生活状况反映着社会的条件。喧嚣混乱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无补益，而政治的不稳定则唤起恐惧。希望防止泪流成河的善意的尝试受挫失败。起初，普遍的情绪开始动摇，然后它就发生转变。有时，一个外部的政权进行干涉，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使革命完好无损，但是至少使乌托邦完好无损。有时，某一个雅各宾派从内部、从分崩离析的多数派手中接受统治。难道“人民政权”本身不是一种矛盾吗？于是，关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种种漂亮的高论，就变成为一种替新的恐怖政权所作的辩解。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专政，面临外部的威胁，是一种紧急状态，或者是在失范中的一种魅力统治（Charis…ma）；无论如何，它导致新的不自由。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只有晚出生的人们后来才觉察到，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革命的第一天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然而，参加革命的一代已失去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试图在麻木顺从、筑造个人的幸福安乐窝和偶尔的、徒劳的抗议之间苟且生活。
哪怕这种描述有一半是正确的，那么人们要问，究竟为什么有人还要革命。现在是否有很多人想要革命，这没有把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欢迎打断日常的生活常套，那是由于恐惧和忧郁的预感占据上风。如果说，狂风骤雨中断了长期的高温和干旱，那么，人们虽然喜欢下雨，但是，他们宁愿每天都有一点儿雨，而不喜欢狂风暴雨中的电闪雷鸣和冰雹。无疑，并非人人都相同。总是有一些喜欢浮想联翩的人，他们在社会的暂时动荡中，比在牢固安定的社会里，找到更多的乐趣。有时，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自行组织起来。此外，对于很多人来说，令人不寒而栗的革命是一种被禁绝的刺激。是的，在某种方式上，革命甚至是希望的代名词，是生活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原则。谁知道，真正的革命有朝一日也许会到来！难道美国革命总的来说不是一项成就吗？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里，1989年的革命情况又如何呢？
现在，这类问题和考虑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人们不会被询问他们是否想要革命。倘若没有别的出路，革命就会发生。实际上，革命就像风暴或者地震。诚然，革命是人为的，但是，人们总是在某些他们只能极其有限地加以控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人类必然只给自己提出一些它也能解决的任务。”
写出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位对革命作出了一种既超凡卓绝又是错误的解释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幸运的是他的错误令人感兴趣，值得作批评性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部分：社会政治部分和社会经济部分。这两部分都是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的关键，虽然马克思衔接这两部分的方式和方法十分令人怀疑。这些变革理论因素与现代的两面性有关；这无异于公民的两面性，他既作为市民（burgher）或者资产阶级，也作为城邦公民（citoyen）或者国家公民。这两个概念将陪同我们，贯穿全书，因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另一个则是平等参与机会的先行者。德语词“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把两者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因而产生混乱，这是很糟糕的，尽管它原先无非是古代的“soci－etas civilis”的翻译，古代这个词在益格鲁萨克逊语言中继续以“civil society”存在着。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它的第一部分与社会的阶级相关。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两个阶级相对立。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已准备好进行斗争；它作为一个现成的阶级——“自在的和自为的”阶级——是从前一个时代产生的。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在其能够接受挑战进行斗争之前，必然要首先经历一个不同的形成阶段。间或发生的暴力，加速着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进程；潜在的利益变得日益明显；“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种情况在多大的程度上发生，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化。有一段时间，冲突依旧处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随后成功的天平就开始倾斜。被压迫阶级进一步强大；统治阶级的个别分子甚至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地位，最后归附于对手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一切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理论里，对于如何确定他们的作用都感到为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于是，最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使前面那个时代结束。过去的统治阶级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过去的被压迫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站稳了阵脚。
然而，阶级冲突并非虚无飘渺；阶级斗争的士兵在某种意义上是傀儡，他们受到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驱动。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第二部分。统治阶级代表着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典型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让事物保持原封不动感兴趣，所谓“事物”，首先必须理解为创造富裕的现存的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稳定性的法律，以及处于这些法律之后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从新的“生产力”中吸取它们的力量。一切有前途的和促进变革的东西都属于生产力，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游戏主持人。有一段时间，生产力在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关系中得到适当的表现；但是，潜力不再听任现实摆布的时刻很快就到来。这不是一个无害的、自动的进程。毋宁说，现实的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遏制着满足人们需求的潜力。本来，很多人可能感到会过得更好一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现实和潜力的协调一致程度减少多少，阶级冲突的强度就增加多少。革命不仅是表示抗议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的极端形式，而且许诺推行新的社会组织的方式。革命打开被旧制度压制了的机会的大门。
在科学方法的美学的范畴里，这是一种很漂亮的理论。人们可以称它是少数理论的一种，社会科学的古老的梦，在这些少数的理论里，正在变得梦想成真，这种社会科学在解释力量方面可与自然科学同日而语。然而，可惜，十分可惜，理论应该解释的各种事件违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预言的发展并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一根小小的松散的线头就足以拆散这幅精美的织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下述观点：革命的爆发总是在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达到其最低点时发生。为此目的，马克思甚至玩弄文字游戏；（穷人）最“贫困”（Not）的时刻就是（改变）的“必要性”（Notwendigheit）最大的时刻。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毋宁说，遭遇最大贫困的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不如说是冷漠昏庸的，而毫无希望的压迫制造着对暴政的大沉默。当出现小小的变化时——也就是出现一种希望之火星、激情之火星时，并且大多数也是在权势者一方显示出软弱迹象的时候，在发出政治改革信号的时候，革命才爆发。
出现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它与一种理论的基本弱点息息相关，这种理论永远不能挣脱假设“时代”或假设“制度”的巢臼。无疑，马克思知道，社会的关系在持续发生变化。他甚至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 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它就不存在”。然而，这对他和他的门徒们来说，仅仅意味着实际的。功能的适应不可分割地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本身才能得到证实；它在革命的时刻才消失。在这一时刻来到之前，“早期资本主义”可能变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也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它仍然总是资本主义。用一种变魔术的手法，这种理论就变为人所共知的真理，即变为定义。只要没有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消失。“真正的”改变必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直至发生这种改变之前，根据定义，各种旧的概念还保持着它们的效用。
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到了历史主义。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