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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
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
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有这么一个小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
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
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作到吗？”
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
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国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
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
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
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
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
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
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
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
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6。他的妹妹被拐走了……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7。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8。战地医院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