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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了老山,前线部队修阵地急需锄头两千把。锄头没问题,农资仓库有。锄把呢?现砍现作来不及,我们深夜接到电话,第二天清早部队就来车拉。现作的锄把不光生,磨手,怎么办?半夜十二时,我们打开广播,号召乡亲们把家里的锄把拿来。不到两小时,我们门前锄把堆成了山,大大超过了需要数。群众不要钱,说:“部队命都舍得,我几根锄把还舍不得?”
刚把锄把运走,又来了电话,说不能让部队总吃干粮,要给他们送上一顿热饭去,X千分,每份用塑料袋装,几两粮、几片牛肉、几片酸菜、几瓣大蒜……还要在每道工序上把好关口,防止坏人放毒。早晨的电话,下午一时就要送去。当时麻栗坡不过一万把人,没有办法,只好中小学一律停课,学生剥大蒜,县委书记、县长带机关人员洗塑料袋,医院、商业局、公安局都有分工,各司其职。天热,塑料袋内的饭菜到山上都捂酸了,但战士们还是很感激。
麻栗坡县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一半在家,一半支前。苗族县委书记吴廷贵亲自到火线上抬担架,白族武装部长杨文团带民工在敌炮火下修路。伤员下来,全县自动组织起输血队,妇女们等在门口,给伤员喂水喂食,洗伤、抬担架。医院门前,总是有人问:我能给你们作点什么?烈士都是棺葬,机关分工挖墓坑。留下的女同志很多,挖不动,先是家里人帮忙,后是居民争着来挖,你不叫他挖他也挖,还说,解放军又不是为你们一家打仗的!于是,白天黑夜墓地上都是人,夜晚一片灯笼火把,到处叮叮当当,男女老少都在挖。我对公安局的人说,不要叫这么多人挖,万一混进个外人照个相,拿到外国,人家不知怎么宣传?公安局同志回答:大家都说睡不着,都想表示一份心意。
烈士来后,洗、缝、换新衣、装殓、入葬都是大家动手。所有的人边干边哭。我也在场,想不哭也不行,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居然也顶了下来,完全没有工夫去想自己。
那时节,麻栗坡街上没听说有打架的,很多铺面敞开——服务员输血去了,给医院送东西去了,回来,货架上好好的,没人偷东西。大家说话都显得和气,一家人似的。
在那里路过的伤员烈士,我想老百姓永远都忘不了,到现在我闭上眼睛就想起他们。八十年代的中国,谁也不如麻栗坡人知道战士们奉献有多大,谁也不如老山的战士懂得人民的恩情有多深!
XX军在云南住了37年,大难年头“支左”问题多,还动了武,得罪了好多人,尤其是滇南一些地方的回民对他们怨气很大。1984年XX军在老山打了硬仗,回民们敲锣打鼓杀牛宰羊到医院慰问。一个干部伤员用床单蒙头,说:“我打过你们的寨子,不好意思见你们。”回族老人们说:“那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也不怪你们!”军民相抱大哭。
“支前”的好人好事说不尽道不完。有个叫杨兴周的八岁孩子,背了一发八公斤炮弹送到高山上的炮阵地,这是八十年代一件奇事,所以人们称他为“三八式小英雄”。有记者说,这事令人感动,但不好宣传,怕人说你们把8岁娃娃也弄上前线了!后来我们了解过,并不是别人叫孩子去,是他自己发现夜里在他家住过的解放军把一发炮弹拉在他家了,他就用个小背篼装上送到山上。那发炮弹其实是教练弹,他以为是能炸敌人的。小家伙很可爱,也能讲。本来叫他跟民兵英模报告团北京去讲,走到半路,他想家,闹着要妈妈,只好把他送回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把他的小背篼收去作展览品了。
猛洞有个老太婆民歌手张翠华,五十年代到北京演唱受过周总理接见。这几年,每逢年节,她都要到部队演唱,还送去些自己绣的鞋垫荷包等小礼物。一回还杀了一头猪,她叫儿子们冒着炮火送到扣林山阵地上。
石荣斌、石华山两父子争着去支前,半路上夺马缰绳,武装部杨部长以为他们是在打架。后来两父子在杨部长面前比高低,让他断定谁去合适。父亲会看马病,比儿子高一手,杨部长断下“官司”:一家人只能去一个,只好让父亲优先了。
3。最厉害的地雷阵——民兵
文山军分区民兵座谈会
鲍廷湘(傣族,民兵英雄鲍朝元之子):
我们家五个民兵,有机枪、半自动、冲锋枪。
我父亲54岁,是我们那一带民兵联防片片长。这一片边境线有几十里,是一整天路程,别人称我父亲是“镇关大将”“最高司令”。
我母亲是越南人,那边还有我两个舅舅和外婆。我家离边境两小时,过去再走一个小时就到外婆家。小时候我常去,现在没来往,不知他们死活。母亲想起他们就哭。但她支持我们当民兵。她懂,我们是保卫自己国家和家乡,不是侵犯别人。
我姑爷也是越南人,这家伙坏,给越南通风报信,现在跑过去了。
我们父子兵几年来打了几十仗,打死抓获越南特工十多个,人人都立了战功。我父亲是成都军区授予的“民兵英雄”。越南人恨得他死,出了三万元买他的人头。
我们寨立功的民兵很多,王开林一人排了几百颗地雷,堆了半屋子。他只有小学文化,是自己跑到驻军学会这一手的。他把地雷献驻军时,驻军连长说,我们有地雷阵,但最厉害的地雷阵是民兵。
王和文(苗族,民兵英雄):
我家住八里河村,村后的大山就是八里河东山,我喜欢打猎,所以对东山很熟,每块石头,每棵树我都摸熟了。山上没有人家,有一天我发现山上有人砍树,一看是越南兵,触近去看,又发现他们在埋东西,我当过兵,知道他们在修工事埋地雷。
紧接着山上就往我们村打炮,我们村只28户人家,打死36人,一个是在地里收谷子的老人,一个14岁的小姑娘。
所以后来找我带路,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我说:“要求就是你们狠狠打,困难就是你们来晚了,弄得我这当过兵的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的事没啥说的。无非是叫我带路我就去,你说带到哪就带到哪。如果来得及,我就先摸一趟,免得给大部队走枉路,遇意外。
我家确有困难,部队发给我的压缩饼干,我不能全吃进去,得留给我两孩子吃。有回部队同志看到了,眼睛都发潮,要把干粮、罐头都给我留下。我说,你们要这么干,我就不给你们带路了!老百姓这么苦,不就是越南人在我们脑壳顶上拉屎,让我们有房不能住——那时我们全村都住岩洞——有地不能种么?
我真没想到,就干这么点我本该干的事,上级又给我记功,又授“边防民兵英雄”,团中央还授予我“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1986年我参加民兵英模报告团上了北京,受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长等首长接见,还让我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报告。
代成宽(万元户民兵连长):
人家叫我们“万元户民兵连”,我计算过,我们连100人,现在60人是万元户,其余是半万元户。(插话:老代本人十万元户不止!)没这么多,反正这些年我们古木乡大家都发了财是事实。我们古木乡原是三七之乡,后来叫割了尾巴,割得一干二净,党的新政策一来,三七棚盖没了几匹山。
要我们组织100人民兵连去支前。外乡的人说,古木乡去成10个人,我的名字倒起写!谁知我们报名的有500!争得个脸红筋胀。大家就一个心思:“不能叫人家说富起来的人眼里除了钱就没别的!”
100人都有枪,任务是前送后运,时间是1985年初,公路还没修通,80多人的肩膀、背都磨烂了。临撤下时,部队首长知道了我们有个“万元户民兵连”外号,说:“世界上由腰缠万贯的‘财主’组成一个连队只你们一家。”我说:“不敢当,我们只能说给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争了一口气。”省委省府给了我们“支前模范民兵连”称号。
熊天才(苗族,民兵英雄,党的十三大代表):
1964年我到越南支过前。
我当英雄,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带民兵巡逻——那时我是区委副书记兼民兵营副教导员,遇着越南武装人员一百多人,由一个中尉领着。我们站在边界上,喊他退回去。他们仗恃人多,冲到我面前,刺刀对着我胸前,有的还推枪机。我对我身后十一个民兵说:你们站到高处去,他们把我打死,你们就给我猛扫!敌人有的还想往前拱,有的蔫了,咕噜咕噜争论一阵,退转去了。
对越反击战打开后,我带民兵在边境上守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医生说,暂时不能开刀,要等伤口消炎。我问等好久,他说两三个礼拜。我躺不住,自己跑回家来了。我父亲是中草药医生,我也懂点,叫爱人找了些草药,当天就消了炎,也不痛了。
第二天来了三个民兵,叫我到县上开会。到了县,又到州,再到省。省上说要我参加英模报告团上北京,还说总政要派飞机来接。我沿路问:你们没搞错吧?我不是啥英模呀!回答说:你不是叫熊天才吗?面对一百多敌人没后退一步不是你吗?
我们坐飞机先到了广西,和广西几个同志一同又飞到北京。在总政招待所住下后,我才看到别人给我整的材料。总政黄副主任来看我们,我说:“首长,这材料有几处不实,能不能改?”首长说:“当然能改,你咋干咋说,不用照材料说。”
我作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按实情讲的,主要讲我们民兵连。
没想到,那份我到北京才看到的材料还是传出去了,确有好些不是我干的事也安到我头上,有些吹。有人便说:“熊天才的英雄事迹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我在北京作报告,妹妹来信说,全家为你感到光荣。我回来,妹妹一见我就哭了:“你光荣个屁!你叫我们全家不好出门见人!为什么你要夺别人的功?”
县武装部政委叫我去县开会,我说,我不好意思出门了。我丢了电话。
第二天,政委亲自坐车来接我,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在战场上没死,出生入死我不怕,在谣言的子弹面前我倒下了。政委要我再带民兵守罗家坪大山,我说我不去。
我最受不了的是和我一起深入敌境侦察,算得上同过生死的一位部队领导见面,他居然不理我。县上选干部,有人提我当候选人,一位部长当众这么介绍我:“他为人民立了功,当了英雄,可是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位县领导补充:“骄傲到要小车去接才来开会。”
我气了,哪也不去,躺倒了一年。
后来,我仔细想,没有党的培养,我今天又算个啥?有人造谣言,有人嫉妒,也不是党对我不好。我爬起来了,找到组织上谈,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错误,无话不说,这以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终于度过了那一段很消沉很苦恼的时期,只管加倍干,不计个人得失,不看别人脸色。没有想到,不久我被选为县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段茂森(文山军分区副政委,白族):
从1979年以来,我区共动员民兵数万人支前参战,毙俘敌数百名,在运送作战物资、修桥筑路、巡边守卡、抢救伤员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到1987年4月为止,有92个单位和一千多个人荣立战功,真可谓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1986年春节前夕,砚山县要组织8个支前民兵连,几天内报名数超过任务数七倍多。民兵排长李明远推迟婚期上前线,老民兵杨代富卖了两头肥猪一头牛,买马支前。在收复老山战斗中,民兵段光祥连续作战20小时,脚被扭伤仍往前运送火箭弹,光荣牺牲。原是富民子弟的骆科邦,要求参加守卡未被批准,后来接过一位烈士的枪,主动上前线,战绩突出,被成都军区授予“模范民兵哨长”光荣称号。民兵王汉祖新婚三天上前线,屡过家门而不入。完成任务很出色。还有麻栗坡南温河“支前模范蔬菜站”的彝家姑娘李云,她一心当好部队后勤,为解放军办事,她的讲话多次在电视台实况播送。我们还有数百民兵至今坚守在一线的许多哨所阵地上。
十二、思考篇
我虽仍穿着军装,但十几年不曾好好接触过部队了——也算是分工不同使然吧。十几年后重返,我对它有一种恍如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
外表上看部队的着装、内务、队列等等还是我熟悉的,但人员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了,最突出的印象是她再不像过去那样鸦雀无声了。
十几年前我们干什么呢?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个连甚至一个团集体背诵语录,背诵“老三篇”。
我给年轻的战友们讲这些,他们捧腹大笑。有人问:
“你当时干什么?你不觉得可笑么?”
“我……觉得可笑,但我不敢笑。”
“你打过仗么?你看不出那一套在战场上毫无用处?”
“我……看出了一点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得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这就是当年的鸦雀无声!
今天,我无论找个什么人来谈,在谈了他们的亲历与见闻之后,必有许多条他们自己的“认为”和“体会”,这是他们的议论,也是他们的思考。从战场感受到国家命运,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从现实到历史,对上级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在座的不在座的,是直接上司或高层领导,都指名道姓,有褒有贬,毫无顾忌!
我不认为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对的,更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严谨确切,但至少这些意见总体是一个呼声——军队也要改革!值得上级认真听取,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
不能说我们军队这些年没有改革。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不复存在的本身,人人议军议政的本身,说明我们军队在响应和贯彻邓主席解放思想的号召和“鸦雀无声不好”的指示方面,已经腾飞到一定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