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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2。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飞机、火车、汽车拼命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赏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3。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连，X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X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
三、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当我们还是打了，打嬴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1。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杯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 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xx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