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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不能指望拿到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或者说得更巧妙一些，他
们必须满足于直接得到的60％，对那间接地以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方式花
在他们身上的40％一定是高兴的。
这些问题在大规模组织中可能无法解决。工资支付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也许能刺
激干劲，分红的办法也许可以恢复一点合作企业的气氛，但是对生产有权提出要求的人
太多，要不是不断地使投入同得到的报偿相适应，合伙人就无法毫无怀疑地彼此信赖。
工人们将比较他们得到的报酬；把他们的报酬同管理人员或高级职员的报酬相比较；把
总产出同不是被私人资本家便是被国家拿去的份额相比较。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合伙
人的争吵比在其他地方更激烈；他们永远无法同意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为谁都说不
明白什么样的公平才是人人永远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也是个权威问题，就像刺激问题一
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的机构中，人们在心理上对劳动的不舒适感是无法医治的。
人的头脑生来就不受纪律约束，大的组织要是没有纪律、服从和忠诚，就无法管理。可
以让工人们有权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如果这个组织很大，代表同选民相比不
可能很多。总之，一旦代表们负起管理责任，他们必然倾向于站在管理的立场，因为他
们知道，自下而上是管不好一个大规模组织的。大组织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对抗
心理，就像僧俗之间、政府与平民之间、家长和家庭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心理
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工作在一个不能不接受无数决定的环境中，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行其事，因为这些决定在制定时，我们除间接参与外，没有参与的
资格，而且这些决定并不适合每个人的情况。这种状况给管理部门提出一个没完没了的
难题——管理部门要对它们管辖的人们表示关心（绝不是不利用它们的效能）来赢得忠
诚，使它们的事业近似和睦家庭那样互让互敬，而不靠军事集团那样等级森严和动辄制
裁。但是，大规模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有冲突和挫折。
也许对工人要求自治的愿望过于重视，无论是认为工厂内部可能实行民主的人，还
是担心不能实行民主准会导致工业制度失败的人，都过于重视这一愿望。工人并不都是
希望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或许多数人宁可得到一份职权范围有限的工作，而不承担一
般事务工作的责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工厂、郡县、工会、教会和国家，到处
可见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少数人愿意去当官或对本组织的事务始终热心不怠。他们也
许很高兴属于这个组织，他们可在选举中出来投票——虽然投票的百分比有时很小——
但是要让成员们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参加讨论
和管理了。之所以如此，人们也许认为，少数人要求积极参加管理的愿望在工业中可用
那些涌入小公司的人予以满足，因为在那里参加管理是行得通的，而那些到大企业的人，
他们宁愿有人为他们管理事情。但是事情并非有这样的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大企业倒
是经常吸引那些渴求组织和监督的工人，这些人就会鼓励其余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去参加
管理（他们是这样看的），要不就会滋事生非（管理部门有时是这样看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在教育和组织其他工人为争取工资所起的作用，还将唤起舆论风
尚在人类有关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制度的成败一方面取决于其固有的本质，而另
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信任这些制度所中意的是什么。20世纪经历着的大的工业动荡，既
有宣传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苏联的产业工人不如美国工人自由，得到的生产份额
也比美国工人少，但是可以相信，赞扬这种状况的宣传鼓动可使他们接受这些比美国工
人要强得多，美国工人受到的是反对类似苏联状况的强烈宣传，虽然美国工人的情况相
对优越。因此，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斯巴达克斯时代生活在罗马的某经济学家也许
已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奴隶制对群众来说简直无法容忍，一定会很快完蛋；实际上，奴
隶制曾比过去更牢固了。同样，现在也许有人想要预言，大规模组织无论是合作的、私
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在证明使工人非常厌烦，一定会失败；而且预言，只存在建立在私
人关系上的小型企业的时代将很快到来，这些小型企业将长期保留下去，没有罢工和怠
工，能在市场上站得住脚。但是这种预言也许恰恰是错误，尤其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多地
参与管理，国家同教会和工会领导人一起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根本的变化，
将给他们带来最美好不过的世界。再回到我们在本节开始叙述的观点：“除非人们努力
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
但是，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适当的一份劳动成果和他们承认谁有权提出要求，这些大都
是主观上的问题，要看他们所受的教养，要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易和推广专业
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优点
贸易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贸易通过向社
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由于
眼界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贸易一开放，影响所及，会使
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一户必须贮存它需要的
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
大减少。对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意味着生死存亡，
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丰裕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
的观念——消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
既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变化或社会
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机会增多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大小。亚当·斯密
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
高；其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活再干另一件活的过程中流失了；
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和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
密非常重视劳动分工，他甚至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起因。后来的
一些作者对他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
结果。现代，我们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
不断提高专业化似乎就像生物进化原理一样，已成为一条经济原理。它同经济的增
长密切相联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它有它的代价。任何专家都有可能吃苦头，如果对他
的专业服务的需求缩小的话。需求是经常变化着的，因为人们的情趣爱好在变，或者新
技术、新商品使老的技艺淘汰下来。如果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转入其他领域，他的收入就
会受到严重损失。这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职业上的机动性，这
是防备需求变化的最佳保证，如果贸易中断因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供应，例如：战争打断
了贸易或者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切断了正常的供应来源，专业化也许会给社会造成困难。
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库存解决一下暂时中断的必需品供应，就像现在美国政府设
置的战时储备这样。
不过采取措施预防过分专业化也许是可取的，究竟怎样才算不过分则是主观上对危
险性估计的问题。
过于专业化的另一代价是失去平衡。这一点在农业经营中看得很明显。过分专门种
植一种作物就会造成生态失调，表现为土壤肥力枯竭，病虫害蔓延。个体农民都懂得采
取作物合理轮作或间作的办法来防止地力衰竭。但是，个人无法阻止本地区的农民采取
单一种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病虫害危险。在一个认为单一种植不可取而暂时可获厚利的
地区，要想制止这种种植方式，就必须集体作出决定，禁止种植或对其他作物给予补贴。
专业化也会造成人的才智失调。专事采矿的人同专事务农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
同样，在一个集体内部，从事不同专业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很可能在世界观上和
物质利益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不一致往往令人无计可施：参
加学校毕业授奖典礼日的演说家们谴责范围狭窄的专业化，要求教育的基础应当宽广。
尽管这样，有人认为这种变化也许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增添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
在人人具有同样职业和经历的社会中正在消失。专业化给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它
也给思想进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正是在种种经验发生冲突当中，人的思想才得到
锻炼。
同样，物质利益的冲突至少使得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客观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是
否接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把全部历史看成一连串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是否仅仅认为
如果人人满足于国民收入中有他的一份，社会就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有些人惋惜的是，
变化没完没了，并且说，他们宁愿回到人人自耕自纺的世界——要是存在过这样的世界
的话。在这里，我们不谈喜欢变化还是喜欢稳定（这个问题放在附录中去谈）；在这里，
我们仅仅指出，变化是永无休止的，而专业化将为变化作出贡献。
（二）市场的规模
市场越大，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市场的规模取决于一家一户的自给程度、人口
的多少、交通运输是否便宜、社会财富的多寡，情趣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人为的贸易壁垒
的多少。
原始家庭几乎全部自给。每个村庄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工匠，但是他们仅能满足村
民的一些零星需要，整个村庄的自给自足状态主要是同它与世隔绝有关，而每户人家的
自给状态则主要同妇女的地位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是妇女在家里干的活转
到家庭之外的代办机构去承担了，这些机构由于分工比较明确，投入资金较多，因而效
率高，如取水、磨面、纺纱、织布和缝纫、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
这种活计的转移是由于妇女劳动力离家转移到户外机构参加劳动而同时发生的。在
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人反对他们的女人干活挣钱。打破这些禁忌之后，加速专业化便
成为可能，国民生产也有了很大增长——妇女的自由也随之大大增加。
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某些类别的生产中存在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特
别是制造业、公用设施，以及某些服务业（教育、卫生、群众娱乐）。相当多的国家人
口稀少，就是说如果它们的人口多一些，这类产品或服务就可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较
为廉价地提供出来，而不是在规模较小、不那么专业化的企业里生产。不过人口的多少
是一种概念，它同空间和数量都有关，因而这实质上是个交通问题。如果运输费用是零，
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全部好处，因为整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
使最小的国家到时也能实行专业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卖给别人，换取自己想要的消费
品。在第六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人口问题。
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
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
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
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
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
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
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
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
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
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
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
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
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
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
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
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
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
人类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
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
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
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
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
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19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19世纪，
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19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1900年，
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
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
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
每个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
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
取的手段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活动要由市场来调
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
时，服务于所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冲突；价格
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
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规定，
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
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
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
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
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
他们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