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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
＇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经文】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译文】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兴兵讨伐叛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也要遵循法度，宣传文教，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成就霸业。＇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会用仁德来统治，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
【经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宫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译文】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
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
【经文】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
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 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少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义。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译文】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
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
＇文子说：“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动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体。”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
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
【经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年修七教，外行三王。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
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
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埋，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译文】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
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
【经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
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
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译文】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