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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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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
  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
  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正论十六
  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经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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