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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兴，篡隆皇统，而犹尊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率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纵横，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
在周之难兴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鉴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
＇陆机曰：“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以多乱也。今之牧守，皆方庸而进，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治也。
夫德之休明，罢陟日用，长率连属，梧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
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废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徽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誊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思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治，则功有厚薄；两愚相乱，则过有深浅。然则探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之。”＇
【译文】
秦国吞并了天下以后，总结周朝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周朝统治薄弱才亡国的。所以废除分封旧制，一改古法，设置郡县。秦王赢政自封为“皇帝”而把子弟视作普通百姓。不加封赐。朝廷内没有骨肉同胞的辅佐，国家中缺少诸侯藩屏的护卫，一旦陈胜、吴广起义在前，项羽、刘邦举兵在后，秦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荀悦说：“古时候建国，有大有小，都是在考察了前朝的弊端之后加以变通而选择的结果。夏朝和商朝的时候，诸侯国面积不过百里方圆，所以诸侯势弱而君主权强。桀和纣才得以暴行天下，肆意残害国家。纣王曾将鄂侯做成肉干儿，把九侯剁成肉酱，就连以文德著名天下的文王也不得幸免，被关在羑里。周朝建国，克服前代的弊端，扩张领土，达到方圆五百里的规模，把它分封给诸侯，而君主自己管辖的土地却很小。到了周朝末年，诸侯们的势力强大，互相攻伐，战乱不断，而王室力量衰微。祸难重重。秦朝建国，虽然改正了前代的弊端，但是做得不是很适度——一下子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转而实行郡县制，用一种权威来统治天下。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力，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因此，秦王才能独裁绝断，无所顾忌，奢侈淫逸，暴虐骄横，然而统治仅仅十四年就灭亡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不行仁道，那么遭殃的是普天下百姓，老百姓一乱，国家将土崩瓦解，想救都救不了。
汉室方兴，一改秦朝的弊端，既用分封，也设郡县，可是也发生了六王叛逆、七国之乱这样的叛乱事件。这完全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够强大才发生的。并不是诸侯治国的错误。＇
汉初，海内刚刚平定，同姓的人很少，为了不再重演秦朝由于孤立而败亡的悲剧，于是裂土封疆，分封二等爵位＇大功封王，小功封侯＇。开国功臣受封达上百个城邑。王室子弟被封为九个诸侯国。大的诸昏国，往往跨州连郡，拥有几十座城池，这样做就矫枉过正了。但是，也应当看到，高祖创业之初，百废待兴，后来孝惠帝在位时间又很短，接着吕后摄政，这段时间国家一直比较太平，和分封诸侯是分不开的。后来，迅速铲除诸吕外戚集团，使太宗刘恒登上皇位，也全靠了诸侯的力量。
随着历史的推移，地方诸侯的权力膨胀，越来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轻则荒淫无耻，违法犯罪；重则明目张胆地举兵造反，对国家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义，分散齐、赵等大诸侯国的土地。
＇贾谊说：“要想安定天下，最好的办法是划分出更多的诸侯国来，这样就能削弱诸候国的力量，力量弱就容易驱使，地盘小就不会产生邪念。国家政治制度，应当象身体控制手臂，手臂控制手指那样，层层管理。陛下你应下达圣旨，命令诸侯各国划土分疆，把齐、赵、楚各自再划分成若干个小诸侯国，让他们的子孙都能享受到继承其父兄封邑的权利，直到将那块封邑全部分光为止。皇上你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不利的方面，从长远看，反倒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此后，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你还不赶快制定政策？
现在的形势是，诸侯代代相传，他们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受管制，地方势力强硬，再这样下去，汉朝的法令就不可能再通行了。陛下你所当作屏障的皇太子所依靠的仅仅是淮阳和代两个诸侯国罢了。代国北靠匈奴，和强敌接邻，能够保全自己已经不错了；而淮阳的北面大的诸侯国更是星罗棋布，淮阳足以引诱诸候，但它绝对难以抵抗攻击。如今的办法，全在主上你，让你的儿子作人家的诱铒，这怎么能叫可保千秋万代的好办法呢？我有一个蠢笨的主意：希望你割一块淮南王的邻地给淮阳王，扩大他的地盘；为梁王指定继承人，割淮阳以北的两、三座城池给东郡，以扩大梁的地盘。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可以让代王坐镇睢阳；重新划分梁国地界：西起新郪，北抵黄河，南临长江，将淮阳护卫起来。这样，大国诸候既使心怀异志，吓破了胆也不敢造反。因为梁国足以牵制齐、赵两国，淮阳足可以控制吴、楚。陛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才是功在千秋，利传万代的计策。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事，自己先不表态，而是让大臣们议论献策，这样，臣子们就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观点。我说完了，你自己裁决吧。”
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派淮阳王刘武统治梁国，扩大地盘，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四十多座大的城池划入他的辖区。同时，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好言安抚。后来，七国之乱时，叛军被阻挡在梁国，这全是贾谊妙计的作用啊。＇
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计策，要革削吴、楚两国同姓王的势力。
＇晁错对景帝说：“过去高祖刚刚平定天下，兄弟很少，孩子们也都幼小，为了国家的安定，才把同姓分封为诸侯，其中悼惠王管辖着齐地七十二座城池，庶出的弟弟元王管辖着楚地四十座城池，侄子管辖着吴地五十多座城池。
这三个诸侯就占领着天下一半的土地。如今吴王刘濞仗着有太子说情，动不动就不来朝觐，这按古法就应该杀头。文帝于心不忍，打了几板子，罚戒一下了事，皇恩够大的了，可是刘濞不但不改过自新，反倒变本加厉，越发恣意妄为。开山铸钱，煮海卖盐，召集一批亡命徒，谋反作乱。现在，削藩是个反，不削藩也是个反。削藩，藩王们立刻就要造反，但祸患不大；不削藩，他们不过迟些造反，但祸患可就更大了。”于是关于削吴的问题被拿到朝廷上讨论。吴国于是谋反了。＇
汉武帝在传统的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关键性政治问题上，采纳主父偃更为妥当的策略——推恩令。＇主父偃劝说皇上道：“古代的诸候国不过方圆百里，不论其强弱与否，都很容易控制。现在的诸候国，跨州连郡，占地千里，管得松点儿，他们就生活糜腐，骄侈淫逸；管得严点儿，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如果依法硬要削藩，恐怕他们会萌生反念，晁错不就是这样才失败的吗？如今，诸候子弟有的达到十几个，可是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其它人没有寸土所得。这与朝廷提倡的仁孝之道是相悖的。
希望陛下你下旨，让诸侯们广行德政，让宗室子弟人人都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领地分给每一个子弟，诸侯子弟必将人人喜不自禁，欢呼万岁。你以行德政为名，实际上却分散了诸候的势力，诸候会自己把自己削弱的。到那时，诸侯各国就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了。”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压制诸昏，罢黜大批诸侯所属的官吏。汉武帝时，又发生淮南王衡山叛乱事件，国家制定左官律＇选派官员到诸候国辅佐侯王＇
和附益法＇分封诸侯大过限度称作“附益”＇，进一步打击了诸侯势力。诸候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居住，亨受，收租纳税，不能参与国政。到哀帝、平帝时，刘氏侯王世袭相延，亲戚疏远，诸王生活在深墙大院之内，不受再到人们重视了。＇削夺诸侯，有名无实，仍然因循秦亡的覆辙。＇后汉王室衰微，气数已尽，外戚王莽居心叵测，肆元忌惮，借着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周的名义，作威作福，骄横跋扈。把持政权，俨然一副皇帝的作派。篡夺汉朝天下以后，南面称帝，官分五等，晓喻全国。可怜一帮汉朝宗王，奴颜卑膝，俯首贴耳，奉符献印，唯恐置后！
＇隗嚣拥兵天水，班彪逃难跟着他。隗嚣问班彪：“过去，周朝不能驾驭天下，战国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裂割据，几百年才安定下来。我推想难道战国时的混乱局面又要重演吗？国家安危将系于一人之身了，请先生谈谈。”班彪回答道：“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一样。周朝分爵五等，诸候干预政治，本根衰微而枝叶却很强大，所以到周朝末年才会出合纵连横的混乱局面，这是历史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的体制，设立郡县，皇帝掌握国家政权，臣子没有太多的权力。汉成帝时，开始倚重外戚，哀、平两帝享国时间很短，三世之后西汉就灭亡了。王莽篡权以后，因为皇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人心不服，皇位不稳，政令不通。王莽称帝以后，天下百姓无不摇头叹息，盼望着刘氏能够再度中兴。王莽在位的十多年内，国家动荡不宁，起义不断。
这些起义军，没有一个不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的。现在的起义军首领，虽然也割据一方，但是他们没有战国时代诸候的基业资本。所以，不会再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老百姓对旧朝念念不忘，由此可知百姓怀恋汉朝德政的程度了。”＇
光武中兴，恢复刘氏国统，可是不能借鉴西汉灭亡的经验教训，汉朝由来已久的弊端在东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仅仅数世，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一有奸臣专权，趋炎附势之人就纷纷投靠；一旦有叛乱发生，守城的官佐就不战而逃。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周朝时，辅政大臣七人，摄政大臣三人，周王授以九鼎，委以重任。叛乱分子即使占据首都，战鼓敲得连内宫都听得见，乱箭就从皇宫上方飞过，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不会波及天下，国家总得来说是太平的。通过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再兴周室，中兴在“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工业。不象二汉，朝廷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乱成一锅粥；逆臣贼子早晨刚一做乱，文武大臣晚上就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远有王莽篡权，近有董卓专权，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国家缺乏治世之能臣，士大夫们没有救世之志吗？不是，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壮志是有，无奈地位太低，难以实现雄才大略罢了。
＇陆机说：“有人认为诸侯的爵位不应该世代相袭，昏主暴君，比比皆是，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发生变乱，现在的牧守，都是国君任命的，虽有弊端，但这种做法的优点也很多。采用郡县制国家政局更易于掌握。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他们的德行好坏、提拔任免、奖罚与否全都由皇帝大臣掌握，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有所忌惮。而封建诸侯则不然，他们犯了错误，无人能将其罢免。过去有靠施行郡县制兴盛的时候。可是，假如一旦朝廷政治衰微，那么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产生问题。卖官鬻爵的官吏，会量财而用人，那么上行下效，贪污受贿就会成风，国家怎么能不乱呢？所以后代有人又把这一制度废除了。
简明扼要地讲：五等封建的诸侯，是为了自己才要把领地治理好，而郡县的长官是为了获利获物才去治理的。这有多么大的不同呀！仕子希望自己积极进取，而良士却更愿意修己安民。积极进取的实惠很容易得到，而经邦济世，为民请命的名誊却太难了。因此，官吏中，求财的大肆搜刮，吸尽民脂民膏；求名的，不惜歪曲事实，人造舆论吹捧自己。采用郡县制，做国君的没有长远打算，做臣子的也只顾一时之利。而五等封建则不是这样，诸侯懂得一个道理：国土是我的国土，人民是我的人民，国兴则我兴，国衰则我亡。所以，君上治理国家，想要传给子孙；后嗣继承祖业，思其来之不易。
做君主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做大臣的想的只是如何使政权巩固。并贤居治，功劳有大小之分；两愚处乱，过错有深浅之别。然而探讨上古的政治制度，却用一个道理来贯穿它，秦汉两朝典章政策，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封建制比郡县制好。
【经文】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龙飞谯沛，凤翔兖豫，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人。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侧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时不用其计，后遂凌夷。此周、秦、汉、魏立国之势，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势，明鉴戒焉。＇荀悦曰：“其后遂皆郡县治人，而绝诸侯。当时之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
【译文】
魏太祖曹操，英明睿智，文武兼具，英雄绝代，考察历史上各政权的存亡之道，却不能扬其长避其短，目睹了前朝灭亡的悲剧，却不加以鉴戒。没有曹氏子弟据守的地方，他不派宗室子弟去统治。令宗室子弟势同平民百姓。
对内缺少大树深根一样巩固的局势，对外没有坚如磐石的宗族同盟的支持，这不是用来安定社稷、建立万世功业的长远办法啊。
现在的州牧郡守，古代的方伯诸侯，全都跨地千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或几个人结成一个政治小集团，或兄弟几个割据一方，而宗室子弟，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和他们相抗衡。这倒不是为监督控制，加强统治，而是为了防备万一。事前不想好妥善处理的办法，事发之后恐怕要遭其祸。以上是周朝、秦朝、汉朝、曹魏立国时的形势，之所以探究历史兴亡强弱发展演变的道理，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加以借鉴。＇荀悦说：“这以后，全都采用郡县制管治百姓，而废除封建。郡县制并非适应于各个朝代。”＇
【按语】
封建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封建，这都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封建也好，郡县也罢，毕竟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和今天的社会格格不入了。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一个道理：任何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属于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在产生之初，都曾推动过社会的发展，而在后期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人类文明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政策、法规、体制、思想本身无所谓好坏优劣，全在人的运用，用得好便存在，用得不好就被淘汰。世界是发展的，人类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万世恒通的制度，唯有常变才能常通。但一个社会能有一个适应其正常发展的政治体制，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经文】
论曰：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代衰微，而诸侯纵横矣。至末孙王赧降为庶人，犹能枝叶相持，名为天下共主。当是时也，楚人问鼎，晋侯请隧，虽欲阚周室，而见厄诸姬。夫岂无奸雄，赖诸侯以维持之也。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持之者众。”此之谓乎。及赢氏擅场，惩周之失，废五等，立郡县；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功臣效勤，而干城无茅土，孤制天下，独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年分崩。陈胜偏袒唱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