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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一旁，请他务必随时通报有关沃伯恩案的进展。“银行家不喜欢意外。”毕特大叔警告詹蒙说。
杰罗·费歇尔听说联合第一制服厂用150万美元换了一个撤诉，觉得此计甚妙，便打电话到简恩·希莱曼的办公室：“听说你已经拿到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赔款。”
“是的。”
“我这儿还有，想要吗？”杰罗给出的价码是200万。电话另一头的简恩笑了笑，不置可否。杰罗又说：“据我所知，你对比却斯集团的指控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纸上谈兵，空口无凭。”
简恩承认，针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确实不如W·R·格拉斯那般确凿，但也决不是空口无凭。
在挂断电话之前，杰罗说：“你以为你有本事让那些个原告在法庭上痛说他们的悲惨境遇，惹得陪审员们一个个掏出纸巾，跟着他们一块哭天抹泪儿。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的那些患者家属永远也别想走上证人席！”
放下电话，简恩想，这老小子急了，恼羞成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让原告们出庭作证？不过说到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那倒确实需要再下一番功夫。简恩和他的同行兼好友、当年在纽勃利港的小渔村里就认识的汤姆·凯立聊起这件事，汤姆建议他去请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查尔斯·纳逊教授，联邦证据条例（FederalRulesofEvidence）专家。
纳逊教授40多岁，年富力强，也是个大忙人，而且行踪不定。几经周折，简恩终于打听到，纳逊教授将应邀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一个法学界的会议上讲演。
讲演结束后，简恩和一帮子年轻人团团围住了纳逊教授，但教授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只顾与一位长者无休无止地扯着闲篇。简恩耐心地等到了一个插话的间隙，急忙向纳逊教授伸出手去，用早已在脑子里练习过多次的台词自我介绍说：“我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纳逊教授很敷衍地握了握简恩的手，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崴任斯基法官。”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
被称作“崴任斯基法官”的长者开始跟简恩说话，但简恩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扔下法官，一路追上纳逊教授。
“你是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教授头也不回地说道。
“正是。”简恩点点头。
“那我对你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当一位联邦法官和你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扭头就走！”
飞机从波多黎各机场起飞不到10分钟，简恩便不顾空姐们的劝阻，跌跌撞撞地踱到查尔斯·纳逊的座位旁。纳逊教授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在简恩说话的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睁一下眼睛。简恩无奈，只好将一大摞“沃伯恩案”的资料轻轻地放在教授的膝盖上，反正这本来也是为他准备的。
飞机在波士顿机场降落之前，纳逊教授来到简恩跟前，“OK，”他说，“我很有兴趣。你们打算付我多少钱？”
到1985年底，詹蒙·戈登账簿上沃伯恩案的花销总额已经到了180多万美元。几个人又跑了一趟波士顿银行，这一次，毕特大叔收下了他们带去的所有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简恩是单身汉，可以自己说了算。其他的几个人，凯文、詹蒙，还有比尔·克诺利，都是瞒着老婆干的。詹蒙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庭审如期举行，他听说杰罗·费歇尔曾先后两次向司肯纳法官要求延期开庭，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幸好都让法官驳回了。真的，简恩们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拖延了。
开庭的日期近在眼前，两方被告通过司肯纳法官提出，愿意再次与原告方协商调停。法官在通知简恩时说，请他们事先草拟一个付赔方案，到时候拿到谈判桌上讨论。
谈判的地点定在四季宾馆的宴会厅，按照惯例，由原告方埋单。詹蒙·戈登亲自点菜，定下了一桌丰盛的自助早中餐（Brunch）。
杰罗·费歇尔晚到了10分钟，他一面道歉一面似不经意地说，他是从哈佛直接赶过来的。这天早晨，那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刚刚授予他“一把椅子”。
“什么椅子？”这消息似乎令查尔斯·纳逊教授非常吃惊，他简直不能想象，一把在靠背的铜牌上刻有“杰罗·费歇尔”的椅子会和其他著名学者的摆在一起。
“黑色，带扶手。”杰罗轻描淡写地答道。
“祝贺你。”纳逊教授微微一笑。
宾主在各自指定的位子上一一就座，简恩·希莱曼代表原告方发言。他说他们计算赔偿金的依据是，除了保障28名患者家属今后的生活，还要足以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的委托人们更需要的是两家公司以实际行动向整个社区的居民们道歉。说话之间，简恩瞥见杰罗拿了一块薄荷糖，剥开纸，送进自己的嘴里，很津津有味地咂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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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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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说了15分钟，然后由詹蒙讲解赔偿方案：2500万美元用于设立白血病研究基金，2500万美元头款，八户原告家庭每户每年150万美元，一共支付30年。
威廉·契士曼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记着笔记，只有杰罗一直在把玩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是宾馆为每位与会者预备的。
威廉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41亿美元。他问詹蒙：“这是30年的合计。按现在的利率，本金应该是多少？”
“我还是不说的好。你们的会计师会告诉你的。”其实詹蒙计算过：175万美元。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1985年的总收入合计为65万美元左右。
杰罗又拿起一只炸圈饼，用餐巾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
威廉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提问，简恩们还在耐心地回答着。杰罗突然开口了：“我可不可以……”等所有的目光都转了过来，杰罗晃了晃手中的钢笔，“带走这支笔？”
众人愕然。
杰罗把钢笔插进衣袋里。“好笔，”他说，“谢谢。”一边披上大衣，径直朝门外走去。
威廉和他的同事们也起身收拾东西，跟了出去。
凯文·康威看了看表，整个会晤前后不过37分钟。被告方碰过的食品就是一块薄荷糖和一只炸圈饼，连咖啡都没人喝一口。
简恩耸耸肩，说：“还有两个星期，挑选陪审团。”
走出四季宾馆的大门，凯文对比尔·克诺利说：“我好像听见杰罗说了一声‘操！’你听见了吗？”
“没有。”比尔想了想，“也可能说过，不过……”
他俩争论了一路。
审议挑选陪审团的工作仍然如期进行。依照简恩·希莱曼的想法，最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每个人都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和安妮·安德森一样。杰罗·费歇尔不希望陪审团听到那些白血病孩子们的故事，特别不希望像安妮那样的母亲们听到那些故事。但是六天的筛选下来，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进入陪审团的第一位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最后一位是一个20来岁的姑娘。当然，12名陪审员也并不个个都是被告方的理想人选。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供职于大公司的单身汉，有点像简恩一样的工作狂。
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给了双方律师两周的时间，要他们各自提出一个庭审的议程方案。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建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传唤证人。先请几位原告述说他们的孩子们从被诊断出白血病到死于白血病的经过，最后一名出庭的患者家属应该是安妮·安德森，因为她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吉米的故事之外，安妮还要讲述她所收集记录的患者名单和资料，以及她对自来水的怀疑等等。之后，便可向法庭提交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污染当地水源的证据。然后，便是若干的医学专家们出庭论证两井中的污染物与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联系。
代表W·R·格拉斯的威廉·契士曼则希望首先进行TCE是否会导致白血病的法庭辩论，他认为这是原告方最薄弱的环节。
而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却主张，先要搞清楚两家工厂是不是真的污染了G号井和H号井。J·J·瑞勒皮革厂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不一样，后者与两井同在阿波卓纳河的东岸，而皮革厂却是在河的另一面。如果原告方不能证明该厂排放的废液确确实实地到达了河对岸的两口水井，则对比却斯集团的审判就不必再往下进行了。
方案交到了法官手里，他又花了一个星期比较权衡，最后制定出一个与杰罗的方案大同小异的议程。瓦尔特·司肯纳将庭审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供水系统”和“医学论证”。法官解释说，鉴于沃伯恩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理，他会在两个阶段之间安排休庭的时间，届时双方都可以放松一下，并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
其间，杰罗·费歇尔的副手尼尔·雅各布把简恩约到酒吧里，请他再单独给比却斯集团开一个价码。
“1800万美元。”简恩第二天在电话上告诉尼尔。
“谢谢。”尼尔说，“我请示了老头子就给你回电话。”
但是，尼尔一直没有回电话。
简恩·希莱曼站在法庭的中央，面对12名陪审员。他那天穿一身炭灰色暗花条纹西服，系红色赫美丝领带。其实他的目光并没有朝向陪审席，而是注视着脚底下的地板。在他右边的旁听席上，他知道，最前面的几排早就已经被媒体包围了。后面的席位上，除了事务所包括前台小姐在内的全体员工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外，还有简恩的母亲，他的前后三任女朋友，还有来自沃伯恩的布鲁斯·扬格牧师和当地其他居民，还有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当然还有专程分别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的头头脑脑们。连杰罗·费歇尔的一个女儿也来了，因为这是她父亲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
唯一缺席的，是本案的原告们。简恩曾表示希望患者家属们回避。简恩的意思，整个庭审可能会持续数周乃至数月，如果这些令人注目的未来证人们在旁听席上显出了怠倦、无聊，或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不该愤怒的时候愤怒了，或只是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时来时不来……“想一想，”简恩说，“那将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要知道，记者们的后脑勺上都是长了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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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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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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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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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是吗？”
“是的。”
“厂里现存的最早记录是到1979年，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的那一年？”
“是的。”
“瑞勒先生，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销毁这些记录的？”
杰克·瑞勒终于发火了，他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在什么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先生，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三氯乙烯！”
“不，不，不，”司肯纳法官打断他的话，“他并没有问你三氯乙烯，他只是问你在什么时候销毁的这些文件，你说你不知道。请问下一个问题，希莱曼先生。”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