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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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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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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不服，将案子递到上诉法庭，说他怀疑被告方可能扣留了更多的证据。若果真如此，则整个沃伯恩案应该推倒重来。
一直等到1988年12月7日，上诉法庭才做出裁决。文件长达54页，大意是说，司肯纳法官在断案时确实有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且敷衍了事，偏袒一方之嫌，现责成该法官重新听证。
“该法官？”简恩彻底失望了。在大部分类似的情形下，案子是应该移交别的法官经办的。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简恩决定亲赴沃伯恩现场重新调查。
“去现场？”詹蒙·戈登说，“你自己连车都没有。”
简恩不仅没有车，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他无所事事，只靠别人结案的红包度日，先是被断了电话，而后让人搬走了家具，在1988年的新年那天，银行收走了他的房子。一年来，简恩一直住在事务所里，也在事务所里蹭吃蹭喝。好在这楼里什么都有，下班后可以在会议室里看电视，晚上可以睡在凯文·康威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还可以在厨房里煮咖啡。大家仍尊他是事务所的元老，常常从家里给他带些吃的用的。汤姆·凯立更是不时地领着他下下馆子，遇到手头宽绰的时候，还背着老婆接济他一张两张百元美钞。
当然，简恩也没钱雇人请专家，所以他必须自己跑腿搞调查。
凯文·康威成了简恩的车夫，负责接送他去沃伯恩。凯文每次回到事务所总是又摇头又叹气：“走火入魔了。这家伙走火入魔，没救了。”他又想起7年前说过的“无底黑洞”的话。看来这沃伯恩案确实没底，永远也不会完结。至少对简恩来说，永远也不会完结。
简恩打听到，扬基环境工程公司当年曾雇过一位名叫洛伦兹·诺克斯的钻井工人，现在已经搬迁到了马萨诸塞州最北边，与新罕布什尔州接界的地方。简恩在一个圣诞节的派对上找到他。洛伦兹回忆说，就在他们钻井的同时，皮革厂自己的工人们也在那15公顷上忙碌着。洛伦兹亲眼看见挖土机把黑乎乎的混杂了垃圾等物的土壤装进大型翻斗车里。翻斗车满载而去，空空而归，一天好几趟，一连数天。
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简恩对凯文说：“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看清、或寻找什么东西，把眼睛凑得特别近，反而却什么也看不清了？”
“你想说什么？”凯文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一直在寻找往地上倾倒废液的人，怎么就没想到找一找替他们打扫清理的人。我怎么这么傻呀？”
负责那次打扫清理的人叫詹姆斯·格兰吉，当时J·J·瑞勒皮革厂的工程师，他也已经不在沃伯恩了。还是圣诞节的长假期间，简恩和比尔·克诺利带着一位公证员一起飞往佛蒙特州，录下了工程师的口供。
至此，凯文·康威也开始相信，这里头确实有什么阴谋了。
过完新年，简恩·希莱曼就带着他的新证人们回到了司肯纳法官的法庭上。之后两个多月的听证期间，简恩一共传唤了26名证人，提交了236份、共计3000多页的证据，其中包括国家环保署提供的一些材料。近十年来，国家环保署也一直在调查沃伯恩供水系统被污染一案，但鉴于联邦政府对国家部门的政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可在非官方的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
詹姆斯·格兰吉在法庭上说，1983年9月，杰克·瑞勒指示他在国家环保署的勘察小组到达之前，彻底清除15公顷上的全部垃圾。当他们挖到一堆变了色的土壤时，瑞勒先生很不高兴，“好像发现了那些土壤是我的错似的。”詹姆斯说。
杰克·瑞勒要詹姆斯指挥工人们挖地三尺，务必将所有的变色土壤都刨干净了。詹姆斯是机械维修工程师，不懂化学，后来才听皮革处理车间的工人们讲，剔掉了肉和毛的皮子先要放在化学溶液中浸泡，以去除油渍。他们挖出变色土壤的地方就曾经是工人们倾倒废弃溶剂的废液坑，后来都堆上了垃圾。在15公顷上，这样的废液坑还有好几个。“但是每一处的变色土壤并不是很多，”詹姆斯继续说，“只要一车就装完了。”瑞勒先生是相当认真的，每挖完一个坑都要詹姆斯回去查看，是否所有的变色土壤都确确实实清除掉了。然后再用别处的土填上，夯夯实，撒一些落叶，做成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
詹姆斯说，他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瑞勒先生反复交代要众人一定保密，切不可向外界泄露半点风声。
3月初，杰克·瑞勒再次被传唤到庭。与三年前那个镇定自若，又咄咄逼人的总经理判若两人，眼前的杰克已然一位风烛残年的老翁。虽然比却斯集团在上次的庭审中胜诉，但也许瑞勒先生遭遇到了太多来自公司内外的种种压力，他先是患了忧郁症，继而出现老年痴呆症先兆，记忆力开始衰退，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杰克用了一连串的“我不记得了”或“可能有，可能没有”来回答简恩·希莱曼的提问。当简恩问起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报告时，杰克说，他曾带了一份副本回家。接下来，出乎简恩的意料，也出乎法庭内所有人的意料，杰克说：“因为我在家里保存了一些皮革厂的资料，譬如，我自己关于各种机器的笔记和配方手册。”
配方手册？简恩立时振奋起来，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一直在找寻的J·J·瑞勒皮革厂与TCE的联结点吗？简恩不敢让惊喜外露，仍然用了不动声色的口吻，问：“你说的配方是指处理皮革的化学试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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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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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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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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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面说，法官查阅了简恩对沃伯恩案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等文件，其中并无任何要求查看皮革厂配方等资料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关于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化学废液的具体证据的记叙。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在办理沃伯恩案的过程中，简恩自始至终“知道原告方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了化学废液”。因而，法官裁定，简恩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1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交了“不负责任的诉讼”。法官将呈请有关部门就此事追究简恩的责任。
如此，沃伯恩案历时数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当年威廉·契士曼的“第11款动议”。
简恩一把揪过秘书，愤怒得浑身发抖：“他要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魔头！”
秘书掰开简恩的手，连连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