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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⑽；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⑾？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⑿；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⒀；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⒁。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⒂。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注：应为“翀”字）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注：原来全为全角英文字母：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答（注：就为“劄”字）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e（注：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注：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注：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④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注：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注：ｐ．１９９．）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⑽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⑾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⑿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⒀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瑾（注：应为“殣”字）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⒁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⒂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⒂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