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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刑533人，处决120人；
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于后来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疯狂嗜血的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狂人们祭起滚滚的红火黑烟，夺去了5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毁掉了无数人和美宁馨的家园，仅在8年全面侵华战争中，就屠杀了我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在我们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又毁掉了600多亿美元的财产！而日本由于倾注国力于战争，造成了人民的赤贫，近200万人殒命他乡，战争后期本土遭轰炸，亦有900万人失去了家园，损失了95亿6千万日元的财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对和平、正义和人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对此，各国法庭依据一系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公约、惯例、协议和誓约，对战犯进行广泛的审判，严惩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伸张了国际正义，抚慰和鼓舞了各国人民，为死难者复仇雪恨，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无疑是必需的、正当的，符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不仅仅如此。对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尤其是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首次正式判定了侵略战争本身的犯罪性质，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是全部罪恶的集大成者，一切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和参与者都要负刑事责任。这对于藏在幕后预谋和策动战争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威慑。其次，判定了违反人道罪，即“战时或战前对于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人种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为。这就使得为了战争而发生在战争之前、或发生在其本国的犯罪，也同样逃脱不了国际正义的惩戒。这次大审判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为国际上确认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普遍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然而，要紧接着说出第二句话：那些疯狂嗜血的战犯全都受到正义的惩罚了吗？
基南说，审判是象征性的，如果对所有的罪犯都进行审判，豁上一辈子也办不到。因此审判是不彻底的。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富于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美国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要，也是出于麦克阿瑟的一己好恶，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惩治的锋芒对准与美国交战直接相关的战犯，别的战犯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而对于能为其所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对天皇与细菌战犯就是这样。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3）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采用了政治高压、技术干扰等手段，甚至暗纵律师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以延宕时日。被告的日、美籍辩护律师有90多人，日籍律师有不少本身就是激进分子，辩护团的总辩护人清濑一郎原系专为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而美籍律师中有不少人更像是泼赖。1947年2月辩护方的反证阶段开始后，时空就出现了混乱。清濑一郎等人颠倒黑白地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挑起的，成立满洲国是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都在中方，经济掠夺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开发”经济，“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主义的口号。辩护团还煞有介事地召来许多证人，这些证人多是在战争期间活跃的政治家、军人、官僚、财界要员、右翼分子乃至皇族。他们串通一气，表演了一幕幕的丑剧闹剧。
美籍律师一口一个“将军”地称呼着战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帮腔，竟然与战犯们如出一辙地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自存”而战。为了诋毁检察方证人的证言，他们肆意侮辱对方的人格。辩护律师罗格这样斥问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吗？”“如果你作出有利于检察方面的证言，你就会免予追究责任，检察官这样许诺过你，对吗？”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如史密斯与柯宁汉。在各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先后被取消了辩护的资格。
这里不得不特别注意到，辩护方面的证人竟然有原参谋总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高级将领。有的辩护证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
反证阶段一拖就是近一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焦虑与猜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呼吁。盟军总部收到国民党政府转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打给蒋介石的。
“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还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迄未解除，吾国追维以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唯图永久和平。爰经提交本会第六次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纪录在卷，特电查核采择施行。”
美国给东京审判投下了阴影，蒋介石又何尝没给中国的审判敷衍乌云？张老先生的电报里，责怨之意是显见的。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们一意孤行，后来把全部的在押战犯尽悉释放。
中国有两则民间传说：一个说的是有一位东郭先生，连踩死蚂蚁都不忍心，听了狼的乞怜，他把装入布袋中的狼放了出来。另一则是说一位渔夫，在打鱼的时候打上来一只很沉的瓶子，瓶塞打开后，随着一股黑烟钻出来一个魔鬼。当狼和魔鬼露出本相时，人们又设法将它们重新装回到了布袋和瓶子里。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当然不是心慈手软的东郭与渔夫。但从更大的范围看，或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又未尝不是与战犯联体欺骗了人民。所以，问题在于，一旦他们作祟的时候，怎样把他们装入布袋与瓶子里。
矛盾与复杂，是世界进程内部的规律和动力。人民懂得这一点。并且人民本身就是最高的法官，人民的理智和情绪判明正义与非正义，给法庭以根据、基础和力量，也给它以制约与压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受到了世界舆论积极的肯定和欢迎。苏联《消息报》刊载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战犯的结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次审判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两年半之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后者利用法庭来宣传其嫉视人类的观点和挑衅的企图，但判决书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判决书还是表达了万千人民的意愿。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今后的审判，等待着公布严峻而公正的判决。—切真诚的和平与进步之友，一切有志于维护持久与巩固的和平之士，都热诚欢迎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绞死三天后的深夜，三文字正平、飞田美善和市川伊雄三个人身披黑斗篷，乘着夜色突破了美军的严密监视，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他们钻进一个混凝土的洞穴，屏住呼吸，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散碎的骨灰收拢，装入黑色的提包里，又悄悄地溜出来，将骨灰临时藏进了兴禅寺。
原来，7名战犯被绞死后，盟军当日就把尸体拉到火葬场，准备火化后把骨灰扔进太平洋。没等完全火化，偷懒的美国士兵就叫来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命令他将尸骨完全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东京法庭的律师三文字正平和林逸郎正在密谋把遗骨运出。
三文字得到飞田的情报，在飞田和邻近火葬场的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的协助下，把7个战犯的遗骨分别收拾妥当。正当焚香合掌做祷告时，美国士兵闻到了焚香的气味，一拥而入。他们慌忙中将遗骨像麻将牌一样混杂在一起，放入一只黑色的箱子里。美国士兵拿走了这只箱子。
但由于美国士兵的马虎和粗糙。他们把大约有一骨灰盒的中小骨、细骨和骨灰当作垃圾扔进了一个混凝土的洞穴。
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把这些骨灰藏进了兴禅寺。但这里离火葬场太近，藏在这里是危险的。他们三人与战犯的遗属密商后，决定暂时将骨灰挪到位于热海的松井石根家中，然后伺机再移至伊豆鸣泽山的兴亚观音寺。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4）
次年5月3日，三文字等来到松井石根建的兴亚观音寺，对伊丹夫妇说：“这是知己者的遗骨，希望能暂时秘藏在这里。在时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叫任何人知道。”
伊丹夫妇心领神会。他们瞒着自己的孩子们，于深夜在日莲宗塔后面挖了个深穴，藏好骨灰后又在上面栽了些杂草。后来又不断转移地方，时而放在观音后面，时而放进殿堂，都是深夜干的勾当。
10年之后，堂堂正正修起了“七士之碑”，前首相吉田茂题写了碑名。
第九章 抄斩群奸
大汉奸全部落网（1）
苏州 北平 上海 南京
1945年的中秋之夜，上海杜美路70号门前的马路上沸沸扬扬，各种款式的轿车鱼贯而来。伪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长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手执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请柬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花园洋房里灯火灿烂，弦声悠扬，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汉奸们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他们都在暗地里琢磨着心狠手毒的蒋介石。
50余桌佳肴甚为丰盛，高脚酒杯在灯光下熠熠闪烁。酒过三巡，黝黑马脸的戴笠站了起来，用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胡言乱语：“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汉奸们拍红了巴掌。妈拉个巴子，老子好久没那么痛快过了。就像卸了磨盘的驴，这几百名汉奸得意忘形起来，划拳行令，插科打诨，这位绕着手指唱段妓院里流行的小曲，那位把脚搭在凳子上用黑道上的行话找回感觉……这座中美所与军统局的联合办事处里迷迷蒸蒸，一派乌烟瘴气，像烹着一锅掺了烧酒的烂粥。
这次晚宴是戴笠的稳兵之计。
中秋聚宴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汉奸们咽着唾液按约来到愚园路公馆。岂料这次是“鸿门宴”，公馆的门坎内侧就像有个陷阱，汉奸一进门脸色就变，进来一个变一个。先进来的缩着脖子站成一溜，与后进来的面面相觑，连抱拳施礼的资格都没有了。院里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戴笠黑着脸说：“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准备把诸位送到监狱去。”是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帮民族失败主义者，从重庆辗转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938年12月29日在香港发《艳电》，公开投向日本怀抱。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宣布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日，汉奸集团头目宣誓就职，并发表宣言和政纲民族的败类和人渣一下涌了出来。他们给自己设计了一副嘴脸：一身黑绸短打唐装，白草帽，薄底唐装鞋，这是夏天打扮；冬天则是西衣绒短打唐装，毡帽，白袜绒面唐装薄底鞋；而且，外衣的钮扣不结，露着胸脯和腰间横别的盒子枪。这伙卖国求荣的走狗追随其新主子，进行卖国宣传，镇压抗日运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沦陷区的经济资源，割他老母身上的肉，放他老父身上的血。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以大小汉奸五花八门的头衔，利用汉奸维持各地“治安”，抵制共产党的军队接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严办快办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实蒋介石恨不能扒了汉奸们的皮。娘希皮！这些徒子徒孙与老子反目，依仗新主子在大地方搭台子与老子唱对台戏，把老子挤在旮旯里受窝囊气。他何尝不想私仇公报，解却胸中块垒，又骗取民心捞些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在美军的援助下，重庆的党政军官员及军队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杭州等主要城市及交通线，等到完成了对各地的收复和军事部署，无需汉奸维持了，蒋介石就开始对汉奸下手了。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的老一套，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大汉奸发出了“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晚上8时，正当50余名大汉奸开怀畅饮至极乐境界，戴笠宣布了逮捕令。王克敏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身体早被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一听到他的名字，当即瘫倒在沙发里。戴笠曾指示手下的杀手在煤渣胡同伏击过王克敏，但只打死了他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他本人侥幸只受了轻伤。戴笠望着这个险些死于自己枪下的大汉奸说：“你有病不必去监狱，可在家听候传唤。”其实，王克敏在投日前，曾以“兹事体大”致电请示蒋介石，宋子文受命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也就是说，王克敏当汉奸是蒋介石批准的。戴笠的关照对王克敏是一个刺激，他决定不买这个帐：“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汉奸首要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汪时璟、殷汝耕等尽数被捉，关进炮局监狱。
在此前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捕，旋即押往南京。伪内政部长梅思平、司法部长李圣吾、经理总监岑德广等在南京被捕。伪山东省长马良、杨毓珣，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琅等也分别被捕。
蒋介石搞不过日本人，整汉奸倒相当顺手。只是在汪伪二、三号巨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那里遇到点麻烦。
抓捕汉奸的行动即将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北平29日电，同盟通讯员发：据《光华日报》特派记者谈，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侦知了实情，当即与日本方面交涉：“陈公博等数人似已逃往日本，是什么人帮助的？”
大汉奸全部落网（2）
原来，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结束回南京后，就告诉陈公博，关于伪政府要员的处置问题，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遂决定亡命日本避风。
在冈村宁次的精心安排下，陈公博于3月25日乘一架破旧的MC运输机出逃。同机出逃的还有其妻李励庄、女秘书莫国康、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何炳贤、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痒，及日军顾问小川哲雄中尉，共8人。
接近下午一时，飞机在日本本州鸟取县西郊的米子机场着陆。机场上满是弹坑和被炸毁的飞机残骸，四周是烈日下炽热的沙滩，寂静无人。小川费了半天劲找到一辆破卡车，把陈公博一行送到米子市政府。他们在那里用手抓着饭团和萝卜咸菜填塞了饥肠。当晚，他们就睡在草席上。为了掩人耳目，陈公博等人改穿日本军服，伪装成复员军人；李励庄和莫国康换上日本妇女干活时穿的裙裤。一副丧家之犬的样子。
几日后，陈公博等人被日本政府接到京都，先住在洛西花园柴田一雄的别墅，因美军第六军随后进驻京都，此地无法藏匿，遂移居到京都附近比较幽静的金阁寺。
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逮捕归案。20日，何应钦再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重压之下，日本外务省派管理局第二部长大野前往京都。大野吞吞吐吐地对陈公博说：重庆方面频施压力，日本政府作了最大的努力，并非不讲信义；你回国不能说是日本政府的意思，而要由你自己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