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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剌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军队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郑和、王景弘第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访问了忽鲁谟斯等20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时年63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以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得忍痛埋葬在当地。
明成祖时期，由于此前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冶矿、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作坊技术，都比前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深受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造船业，航海技术（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都在元代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此一来，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
明成祖即位后，顺利迁都北京，明王朝多年以来的心腹大患———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为明王朝向海外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同时，明成祖好大喜功，常常希望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朱元璋实行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
同时明成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心中一个难解之结。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这种说法屡屡见诸史书，具有一定的道理，不排除郑和下西洋确实负有寻找建文帝的使命，不过要说成是主要动机，则未免言过其实。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同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商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以屏蔽明王朝边防，这是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奉行的一种外交政策。天子位居中央，诸侯守在四夷。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皇帝诏书。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朱元璋“海禁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了“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一致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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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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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秩序。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在三佛齐，甚至杀害了明朝使臣并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当时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域，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以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郑和的船队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处置陈祖义几千人，对付亚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为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沿海的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倭寇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防卫倭寇，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压制蒙古骑兵。
朱棣时期，为改变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规模宏大的战略行动，它是有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了许多贸易活动。
第一种是朝贡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组织的，其活动在郑和远航后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贸易形式。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居民广泛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自信、大度的广阔胸怀。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领的船队首先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迦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土著人就告诉他们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在远航过程中，郑和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在当时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郑和出使时有意识地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谟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作为中国远航第一人，郑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仍足为世人楷模。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著的《郑和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及观郑和，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略》中说：“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人犹有怀想当年三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
周恩来说：“我国明代的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郑和曾访问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家，为中非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中叶算起，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接着，他从明朝引申到现在，警醒国人：“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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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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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20世纪到马来西亚访问，他特地到了马六甲的三宝洞，在那里十分动情地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驻扎马六甲，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构筑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丝绸之路’，中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就古代而言，中国对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和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李约瑟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在书中写道：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30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爱国宦官
寇连材（1868～1896年），昌平县南七家村人，晚清太监，因忧国忧民，冒死向慈禧太后上“条陈”，最后舍身取义。
寇连材1868年生于河北昌平县南七家庄，15岁时与邻村的张氏女结婚，得两男一女，添丁进口，但家境十分贫困。寇连材23岁那年，其父因与财主打官司失败，含恨死去。为父报仇，他毅然辞别家人来到北京，结果走投无路，后经人介绍，拜一太监为师。
25岁时寇连材正式入宫为宦，管事太监见他眉清目秀、谈吐文雅，将他派在西太后的梳头房当小太监，成为梳头房太监，深得慈禧的欢心，后又被调到奏事处当差。每年有两三千两银子的收入，待遇十分优厚。因他聪明伶俐，能写会算，能说会道，西太后甚是喜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西太后觉得寇连材办事机警，诚实守信，就派他到奏事处随侍光绪皇帝，名为侍候皇帝，实际上是让他暗中监视皇帝，刺探消息，把皇帝的一些异常举动随时反馈给慈禧。
寇连材初到奏事处，光绪皇帝对他深怀戒心，处处提防。后来接触多了，深明大义、忧国忧民的寇连材将慈禧派他来监视皇帝的目的告诉了光绪皇帝，光绪对他的猜疑渐消。闲暇时与光绪谈古论今或探讨时局，光绪发现寇连材年纪虽轻但博闻广识，而且有胆有识，对变法维新运动亦深表赞赏。经过几次不同方式的试探、考验，寇连材最终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从此承担起了光绪与维新派之间穿针引线、传书递简的特殊使命。日久天长，光绪宵衣旰食、勤政为民的身影和忧国忧民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寇连材。他对光绪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决心协助皇帝进行变法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上书都察院，要求变法图强，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激烈反对。正当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人士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却紧锣密鼓指使手下心腹散布流言飞语，诬蔑光绪皇帝有损帝德，欲废黜光绪，另立新帝以便继续把持朝政。
慈禧欲废光绪帝，依靠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开始逐步实现其阴谋。首先杖责光绪宠妃珍妃，接着下令封禁北京维新派阵地强学会，随后又暗中指使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不断上奏诋毁维新运动。此时，维新变法运动在慈禧等顽固派的进攻下，日趋艰难，而西方列强在甲午之战后看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性，正酝酿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内忧外患，寇连材整日愁眉不展，心急如焚，内心计划再向慈禧劝谏。在此之前，为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他曾屡次劝谏过，虽遭慈禧呵斥然并未获罪。这次寇连材思谋良久，决心以死进谏。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1896年3月23日）清晨，慈禧太后刚刚起床，寇连材就跪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地谏到：“老佛爷，眼下国家危难，几乎不可收拾。您不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也应该为自己生前身后的名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想想，不要难为皇上，让他施展抱负，早日富国强兵。”慈禧刚刚起床就遇到哭谏，立即火冒三丈，将他臭骂一通，轰出房去。
寇连材见哭谏未能见效，决心上书冒死一谏。他请了几天假，回到家里与亲人诀别，并将他在宫中记下的日记交给弟弟，嘱其好好保存。回到宫里，他又将自己平时所有的积蓄都分给了小太监们，关好房门，挥笔疾书。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1896年3月28日），寇连材将自己的谏书呈给慈禧。谏书共列谏议十条，都是当时志士仁人敢怒不敢言的敏感问题。这十条主要内容是：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请勿修圆明园幽禁皇上；皇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同治帝无后嗣，要归咎于太后；太后不顾当时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削弱了清廷的海军力量而招徕“倭衅”；太后不宜住在颐和园寻欢作乐；光绪帝不该被迫去玩牌赌博和吸鸦片，以免中太后所设圈套而被废除；应赎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宁可赔款，不可割地；不宜听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话，以免上当受骗；应召还监察御史安维峻，不宜去掉忠直之臣而专用阿谀奉承的人。慈禧太后一看谏书，顿时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大胆的奴才，你干预朝政，可知道祖宗的家法？”寇连材坦然回答：“知道。”西太后咬牙切齿地说：“内监言国事，按律当斩！”寇连材朗声对道：“国势危急，千丝万缕，迫在眉睫，愿舍身取义，冒死一谏，不然，就难以收拾了。”西太后看看谏书，又看看寇连材，忽然语气温和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你如实说出受何人指使，我饶你不死！”寇连材斩钉截铁地说：“未受任何人指使，全是我一人所为。”西太后立即问道：“好！既然是你一人所为，你可能背出来吗？”寇连材立刻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一遍谏书。西太后才释去满腹狐疑，下令将寇连材关在内务府慎刑司，听候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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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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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慈禧召见内务大臣、工部尚书怀塔布，下谕旨将寇连材由内务府交刑部立即正法。怀塔布急忙为寇连材求情，权阉李莲英在一旁说：“寇连材私通宫外，泄露内宫的事，理应处斩。”慈禧点头称是，怀塔布无可奈何，只好照办。
这天中午，寇连材临刑时，大义凛然、神色非常镇静。他整了整衣冠和襟领，朝宫殿拜了九拜，又遥向父母叩了头，说：“如此足以千古了。”然后从容就义。刑场上旁观者人山人海，群众都为寇连材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感动而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