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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图富贵，是自宫的一个重要原因。迫于生计、躲避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忍痛将自己的小孩阉割送入宫中，则是自宫人群的另一来源。特别是对于中下层贫困百姓而言，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他们或是被父兄送入净身作坊，或是由人贩子卖给净身作坊，所占的比例也不小。有清一代，宦官大多来自京畿及直隶省的贫寒之家，或是山东乐陵和蒙古地区。如清末权阉小德张，天津静海唐官屯人，他自幼丧父，与上了年岁的母亲和长兄过着贫寒的生活。十五岁时，外出拾粪，因偶遭赶车人诟骂，遂愤而净身入宫，任西太后的八宝太监。末代太监孙耀庭，亦出身于天津静海的贫困人家，不得不入宫为宦。
还有一部分特殊的自宫群体，失意的文人和商贩子弟。科举时代，十年寒窗却屡屡无法金榜题名的失意文人，历代都不鲜见。入宫为宦，费尽心思讨好皇帝，毕竟比闭门苦读容易。而且，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入宫后更容易受到皇帝的宠信，因而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唐代，由于宦官参政成为一种制度，所以士人入宫为宦成为除科举之外的一个重要途径。明代权阉王振，自幼饱读诗书，但却屡屡落第，后自宫伴太子读书，得太子赏识而后得到重用。
另外，古代宫廷中的优伶、禁军中的兵卒或朝廷官员的随从，因被皇上相中而被强行阉入宫的也不乏其人，但这部分人都是被迫的。唐太宗时，宫廷优伶中有一个叫罗黑的人，因善弹琵琶而被相中，遂遭阉割，并专在宫中教人弹奏。明代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后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宣宗左右的内侍。
一般来说，上述几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朝代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正是这几部分人的循环往复，才使得中国的宦官制度延绵了几千年。
从总体情况看，宦官多出身贫寒之家。《后汉书》说：“贫困之民，或有贡其首级以邀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唐代，宦官多出自闽广人，原因是华南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稠密，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将孩童净身送入宫廷谋活路。同时，地方官员又大量给中央进贡阉童。福建号为“中官区薮”，有名的唐宦官杨复恭、吐突承璀都是闽人。清宫太监十之八九，都产于京南二三百里地的圈子里，大太监李莲英、安德海、崔玉贵都是此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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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寒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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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愿净身为宦官的人日益增多，大约在五代十国后，历朝的京城中都曾出现过持刀阉人的特殊职业。一些人把替人净身当成了自己谋生和致富的手段，并渐渐有了固定的地点，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专门替人净身、实施阉割手术的“毕五”家与“小刀刘”家，其家都有人在朝廷担任官职，他们每年按四季，每一季给总管内务府进四十名太监。
明清时代自愿接受净身的人先要到固定的场所报名，时称“挂档子”，然后要经过作坊主的审查，主要是看相貌、身段、言谈举止，对那些已经成年，相貌丑陋或不够机灵的人，一般不给手术。因为容貌俊秀、聪明伶俐的人入宫以后容易得到皇帝、后妃的喜欢，在经济和权势上更可能有出头之日，所以作坊主愿意为这些人做手术。
表面上来说，历朝历代都明令禁止自宫，自宫必须报经官府。宋代规定自宫者必须先到兵部报名，兵部选择相貌端正、聪明灵气之人，择日手术，然后备案待查，再择优送入宫中。明代，宦官势力猖獗，自宫之人一时大为增加，面对宫城外日益庞大的自宫人群，明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自宫，但收效甚微。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永乐十九年，成祖诏：“严自宫之禁，犯者皆发充军。”正德二年九月，宣宗又下令：“申严自宫之禁。”中国古代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自宫者断绝子嗣之养，有悖伦理道德，当然要严禁。所以，在《明会典》、《明会要》中，对自宫都明文规定禁止，并下令自宫者处以大辟之刑。
但是，宦官和专制皇权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所以，一面是严令禁止，一面是大量自宫者继续源源不断来到皇宫外，以求进宫，他日得以腾达、富贵。这样，所有的法律、禁令，便都变成一纸虚文，自宫情况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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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贱的奴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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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中不乏手握生死大权的人。秦国的宦官嫪毐敢于起兵反对秦始皇，秦二世胡亥时宦官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宦官的五侯、十常侍，唐代宦官对皇帝的废立与杀戮。北宋阉宦童贯出侯拜相、甚至代表皇帝出使金国，其权势在有宋一代的官僚中都难得一见，明代的权阉刘瑾号为“立地皇帝”、魏忠贤号“九千岁”。晚清李鸿章位极人臣，地位极其尊贵，但是还要不时向权阉李莲英献媚。宦官的权势，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权阉的生活也是极其奢华，几乎每个人都积累了万贯家产。《后汉书》中记载当时的大宦官：“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鄱，子弟支附，过半于周国。南金、和宝、冰纨之积，盈仞珍藏。”唐代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仅仅其一个得宠的手下朱华，就积蓄了“累钜百万”的家私。明武宗时权阉刘瑾，被抄家时据统计仅大玉带就有80条，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另一说法是黄金1250万两，白银2亿5千万两，可能其中有夸大成分不可信。晚清权阉李莲英，一次献给隆裕太后的珠宝玉器就达8方盘，他的两个过继女儿，一次就各分得白银17万两。当他们在位时，吃穿住行，比之一般王公大臣的奢侈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看来，确实风光无限，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出丝毫的奴仆影子。
中国的宦官，一般具有君主家奴与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早期的内廷阉人，大都来自于战俘和宫刑罪犯，地位低下、执役下贱，并不具有官员的身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称为“官”，乃是纯粹的内廷奴仆。秦汉一统天下后，宦官集团开始分化，部分上层的宦官取得了国家官员的身份，但更大多数的中下级宦官仍然在内廷中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即使是高级宦官，他们的官员身份来自于帝王的赏赐，其得也迅焉，其逝也忽焉，可能在瞬息之间化为乌有，从本质上说仍然没能摆脱家奴的身份，这一点有别于外廷朝臣。
关于这一点，历代都有过清楚的表述。《后汉书》称：“阉官之隶，刀踞之残，品卑人贱，谗谄媚主。”清乾隆谕云：“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尔等当自量其分，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也。”民谚也说：“一岁主，百岁奴，上下之分秩然。”宦官生来就是奴隶，这一点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戏剧《法门寺》中，有一太监贾桂自称站惯了，一朝坐着反倒手足无措，读来让人心酸。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宦官最初就是作为国君看守王宫的家奴，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的职责不断扩大，其身份也随之变化。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宦官的职责演变过程。
西周时期，《周礼》中对宦官的职责便有了明确的规定。西周王宫的宦官共有“八官”。宫正，掌管王宫的戒令纠察，也就是警卫打更之类。宫伯，掌管宫中所有的男役清扫工作。宫人，掌管君王的寝处，执烛供炭。内宰，掌管宫中图书资料。内小臣，掌管王后的一切事务，王后出门时的前驱导引。寺人，掌管宫内所有女性的戒令，以避免她们和其他正常男子接触，以及通知她们何时面见国君。内竖，掌管君王的法令。阍人，掌管王宫的所有门户钥匙，看管大门。此外还有“典衣”，负责帝王衣物的收藏和穿戴。尚浴，侍奉帝王洗澡。不过，宫正、宫伯、内宰、内小臣等职务，一般是由王族成员担任，阉割之人主要充当阍人、典衣、内竖等角色，是完完全全的内廷奴隶。这充分表明，宦官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君王的奴隶，而且是最下贱的家奴。
到了秦代，丞相李斯对宦官的地位曾有过概括：宦官乃“内宫之厮役也”，属于“贱人”之列。秦始皇大修阿房宫，据载役使“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到汉代，宦官被称为“中黄门”、“中常侍”等。杜佑在《通典》中考证，黄门的本意，就是指看管皇宫大门的奴仆。至于汉代宦官职称中的“内者”、“中官私府令”，前者管理宫内帏帐卧具，后者则是“裁衣被补浣者”。以东汉为例，东汉宦官秩比两千石等级者，只有中常侍、大长秋及皇太后诸卿，人数不过二十余人。而中黄门一职，秩比百石，属于官吏品秩中的最下等，而能够任中黄门者亦为数不多，大多数的普通宦官显然不具备官员的身份。
唐代，宦官势力极盛一时，天子册立操诸宦者之手。唐代号称宦官四万人，有品秩的宦官仅四千人左右，也不过十分之一。唐代宦官的主要活动场所叫内侍省。内侍者，宫内侍奉人之人也。内侍省位于宫城西南角，紧邻皇帝的大内太极宫，以及后宫妃嫔的掖庭宫，以方便皇帝后妃的使唤。内侍省所属部门与西周、秦汉基本相同，全属宫廷劳役服务机构。奚官局管宫廷奴隶工役。宫闱局管宫门钥匙、执扇等劳役。掖庭局管女工、宫人名册和宫内工役杂役。内仆局管宫内后妃出行事宜。内府局主管宫内灯烛及帝妃宫嫔沐浴，内坊局专管太子东宫的杂务。可以说内侍省是唐代宫廷的一处劳务指挥所，而所辖的劳工就是宦官。
元代，宦官被称为“火者”。《元史·百官志》释为“掌殿廷灯烛张设之事，及殿阁浴室门户锁钥”和“缝制帘帏、洒扫掖庭”等事。
明代，宦官机构繁多，总称二十四衙门。明代宦官的权焰之盛，跋扈之举，在中国宦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是，明代的上层宦官无论在位时多么飞扬跋扈，只要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立即难脱一死，如刘瑾、魏忠贤，可见他们没有改变皇帝家奴的本性。大多数中下层宦官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各种劳役，而且由于明代宦官过多，常常出现饿死宦官的现象。二十四衙门的十二监中的内官监，要负责木工、石工、瓦工、油漆工等劳务，御马监负责饲养大象、马，四司中的惜薪司负责运输宫中生活所需的炭柴，混堂司负责宫中人员的洗浴，八局中的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负责宫内和驸马藩王的一切帽靴衣服制作。此外，还有专管御酒、御茶、御药的各类太监。专门为后妃、皇子、公主等理发整容的劳务太监，通归“篦头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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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贱的奴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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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宦官的地位之卑微，在中国宦官史上也是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宦官纯粹是宫廷奴隶。光绪年间，清宫中太监共1900余人，其中总管太监16人、首领太监152人，合计还不到10％。宣统时，皇宫中太监约500人，其中首领太监不到40人，清代太监的最高品秩不能超过四品。而且，清代鉴于前明的宦官之祸，对宦官管理极为严格。宦官在皇帝面前必须用“喳”来表示自己领会了吩咐，不能用“嗯”、“啊”。给皇帝、皇子、格格请安时，两条腿必须是先左后右跪下，身子要挺直，摘下帽子，放在身子右边。谢恩时，给皇帝磕头，必须在地上磕出声音来，声音越大越好。皇帝睡觉时，宦官不能闭眼，必须守在皇帝寝宫地上“坐更”。皇帝醒来后，带班太监首先向皇帝请安，然后侍奉皇帝洗脸、更衣、梳辫，梳理鬓角、眉毛、胡须，双腿跪地给皇帝穿靴。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代宦官所从事的娱乐活动，从中对宦官的家奴特性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乐舞
宦官们作为奴仆，一切都以天子君主为中心。天子到哪，他们就必须跟随到哪。汉代，宦官被称为“中常侍”。徐连达先生在《中国皇帝制度》一书中认为，所谓“常侍”，即“经常侍从皇帝的意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说：“讲我幼年的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是我的奴隶。”
宦官不仅在生活上对皇帝及其家族细心照料，同时还要为皇室家族提供精神食粮。历史上诸多君王追求享乐淫侈生活，早已留下了千古骂名，被人们贬为昏君、暴君。但是，即使是我们平常公认的所谓名君，他们生活的奢华，还是令我们瞠目结舌。他们的生活，须臾也离不开宦官。宫廷中的后妃，平日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看似风光无限，但是被困在深宫高墙中，皇帝又日理万机难得一见，所以她们的生活也是百无聊赖。为了满足君王和后妃平日生活的需要，给他们解闷逸情，历代宫廷中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游乐”，而游乐生活的主角正是整日侍随帝王后妃的宦官。
中国历代宫廷中都有大批乐舞之人，以供帝王闲暇时观赏玩乐。早在夏商时代，就已存在这种乐师。
秦汉时期，皇宫中设立“黄门鼓吹署”的乐舞机构，其中就有一部分宦官。西汉时期在音乐上造诣颇深的宦官李延年，自幼出身娼家，相貌温婉俊美，能歌善舞且会作曲，后来因罪受宫刑成为宦官。他曾根据从西域传入的胡笳曲，改编为十首乐曲，深得汉武帝欢心，官居协律都尉。
隋唐时期，宫廷中的乐舞之人更多，宦官中通晓乐律的人亦不乏其人。
明代宦官机构“四司”中的钟鼓司，就是专门掌管朝堂钟鼓及内乐、杂戏之类的游乐活动，有全套的宫廷戏班，学艺的太监数以百计。权阉刘瑾初入皇宫时，就是以俳优弄戏得到正德皇帝（明宣宗）的欢心。而且，刘瑾最初出任的官职就是钟鼓司。正德皇帝在历史上留下游乐皇帝的恶名，更是刘瑾蓄意培植的结果。
清初，大规模裁减宫中宦官机构，钟鼓司逐渐成为内务府所属掌仪司。乾隆年间，掌仪司设八品侍监首领太监5名，无品级副首领太监8名，司乐太监60名，还有其他太监120名，仍然保持了一定规模，以满足宫中声乐需要。而且，清统治者对京剧一向情有独钟，为此在慈禧时，宫中还设置了南府戏班，特意从太监中挑选了一批容貌清秀、身段适宜的年轻太监，这些太监中有相当一部分唱念做打功底深厚之人，清末的权阉小德张就是从其中发迹的。
博戏
博戏，是历代宫廷中流传最广的游乐，形式多种多样，如掷骰，六博，纸牌，射覆，投壶，触铃等。我们仅选其中流行的几种游戏，加以描述。
投壶是古代宫廷饮宴时最为常见的游乐。放一壶于场中间，人们拿箭往壶中投，投中多者为胜、少者受罚饮酒。壶高三尺，与筵席相隔七尺，投壶之人经常做出各种花式动作，以博取君王一笑。这一游乐在宫廷中广泛流行，但是实际参加大多数是宦官和宫女，帝王后妃多数作井上观。
明代万历年间，宫中流行一种“掉城戏”。这种游戏因常用银豆叶为赌具，因而又称为“豆叶戏”。掉城戏分大、小两种，小的玩法是用色罗一方，绣一个“井”字，界作九营。最中间为上营，旁边四营为中营，四角为下营。具体玩法是，太监、宫女在旁边用银豆或者银叶投掷，落在上营赏银九两，落在中营赏银六两，下营赏银三两。落在营外或压着“井”字则罚银六两。大的玩法是，在十步开外，界定一座方城，在城内用“十”字线把其分为八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写好银十两至三两不等筹码。玩时，太监用银豆或银叶唱着投掷，落在某城即得到其银两；落在城外或压线，则没收其投掷银叶。万历皇帝对掉城戏一直情有独钟，在宫中玩了八年，荒于政事，结果八年中满洲军队连续进攻辽东，给明朝边境带来极大压力。于是万历皇帝认为掉城戏不吉利，下令废止了它。
围猎与骑射
古代君主都是马上得天下，在他们夺取皇位后对围猎与骑射还是情难舍之。而且，围猎与骑射不仅可以闲暇时娱乐，还可以锻炼身体，训练皇室子孙的军事技能，可谓一举多得。大凡兴盛的王朝，围猎与骑射在宫中总是非常盛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便大多喜欢围猎。汉代的帝王，更是不遗余力修建皇室苑林，以满足围猎与骑射需要。如西汉司马相如所写《上林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便描定了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