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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张闻天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生死攸关的较量（1）
红军并没有像博古、李德所担心的会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迹般地渡过了乌江。毛泽东感慨万千：“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从湘江失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党内的政治危机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运筹
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这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说。
“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毛泽东嘱咐道。
王稼祥答应了，他深深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斗争中，更不能瞎胡闹，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那么怎样去“活动活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寻思着，他望着湛蓝的天，几朵白云飘然而过，似乎带走了他心中几多沉闷，几多惆怅，但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几朵疑云。这“活动活动”如果有所闪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责为奸臣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因为这种“活动活动”在历史上也曾带来过血流成河的悲剧。想到这里，他有些退缩了，但此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湘江那悲壮的一幕，又坚定了“活动活动”的决心。为了党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命运，他只能豁出去了。
王稼祥定了定神，他开始一个个地过滤着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过滤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尽管他与博古、李德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历史毕竟把他们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坏也是责任同担共负，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多年来的核心人物，虽然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但当时他却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要他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能接受这一建议吗？王稼祥想来想去，觉得周恩来为人正直，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兴许他能支持这一建议，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会持中立态度，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其他的不测。
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认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甚至会渴望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朱、毛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带领红军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红军的美谈。以致老百姓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朱德没问题。”王稼祥暗自断定着。
张闻天是王稼祥比较放心的一个人物。
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直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几个关键人物他都过滤了一遍，总体看来，风险是有，但问题不大，加上现在的红军已经在按毛泽东的战略行动，并且出现了转机，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是顺理成章。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问。
“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张闻天当即表示坚决支持。
“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
接着，王稼祥不顾伤痛，找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王稼祥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建议。
“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嘛，就这样定了。”周恩来没有半点犹豫，当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利用各种机会，王稼祥又找了其他一些中共要人，一一交换了意见。
聂荣臻支持；
刘伯承支持；
彭德怀支持；
杨尚昆支持；
林彪也支持；
……
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行军路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生死攸关的较量（2）
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至此，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被停止。
至此，周恩来开始一人支撑着军委的工作。
红军以闪电般的速度，逼进遵义。
1月7日凌晨，遵义城全部落入红军之手。
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遵义，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它在城市建筑上也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有城就必有城墙，有城墙就必有城门。但这城墙并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城墙那么高，可一跃而过，似乎是象征性的，而那几座城门却显得颇有些气派。毛泽东走进城门时，幽默地说：“进夜郎国了！”
其实，在贵州还真有一个古时候叫夜郎国的地方，不在遵义，而在遵义以北的有个县过去叫夜郎县（即现在的桐梓县），西晋时代就叫“夜郎郡”。相传汉代朝廷派使者到了夜郎，当时的夜郎侯问道：“汉朝同夜郎比，谁大？”这个夜郎侯真够昏的了，竟然不知道夜郎是汉朝的一个县，更不知道二者谁大谁小。于是，就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借以嘲讽妄自尊大的人。毛泽东此时也许是想起了这个典故的由来，便有了“进夜郎国”的感觉。
遵义被一条江劈成两半，这条江也叫湘江，但不是红军惨败的那条湘江，湘江西岸是老城，湘江东岸是新城。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来到了东岸，不过，王稼祥仍然躺在担架上。他们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古寺巷。毛泽东刚进入这个小巷，便停住了脚步，细心地观赏着前面的一切。小巷深处有一堵青砖砌成的高围墙，有一座颇为气派的门楼，那扇门很宽大。
“看来这是大人物住的地方。”毛泽东说毕，后边的随从人员便介绍这屋主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逃之夭夭。
“哈哈，这还得了，把屋主都赶走了。”毛泽东边说边笑，边往前走，随即便推门而入，里面是一座用特制的大块青砖砌成的两层洋楼，颇为豪华。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被安排住在这座洋楼。
谁安排的？是当时任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安排的，他之所以把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并非邓发的主意，而是毛泽东本人在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后来王稼祥对邓发也做过类似的交代。邓发是遵命从事。
洋楼内，红漆的地板，宽大的楼梯，明净的窗户，令人舒展。他们三人都住在二楼，一楼住着他们的随行人员。
王稼祥被抬着上了楼，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看来他是过于劳累了。
如果他走进了梦乡，将会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当他醒来的时候，又将看到什么？经历着什么？
什么都还没有到来，一旦到来，那一切都将非同凡响。
决战前的沉默
红军进入遵义，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南、以东，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到达遵义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传单：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地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与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在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胁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生命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生死攸关的较量（3）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取得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合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地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传单，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共产党的主张阐述得明白易懂，对工人农民的出路说得清楚透彻，因而它所产生的号召力量，使整个遵义城都沸腾起来了，各种欢迎活动、慰问活动此起彼伏，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作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著名演讲，把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遵义的百姓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共内部正面临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沉默与外面的热闹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那沸腾的背后，中共的要员们却在紧张地进行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奇怪的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要员们并没有开个什么预备会，也没有就这次会议怎么开法进行商议，而是各自闷头准备。
奇怪的是，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湘江东岸外，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住在湘江西岸。
周恩来、朱德及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老城一条南北大街的一座“柏公馆”。这是王家烈手下一个师长叫柏辉章出资为其家人建造的，因而被人们称为“柏公馆”。柏辉章知道红军过了乌江必取遵义，就发来急电。于是，柏家老小，雇了轿子，带着细软，悄悄溜往贵阳。
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离“柏公馆”很近。
博古也住在一个背靠玉屏山的四合院里面，离“柏公馆”也不远。
只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的易宅离“柏公馆”远一点，约有一刻钟的路程。
现在都暂时安顿下来了，他们既不在一起研究作战，也不研究遵义会议怎么开，各自都在干什么？
博古在闷头写他的主报告，怎么写，他在伏案沉思……
周恩来和朱德研究一些军事问题，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副报告。不过，他也并不轻松。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空度时日，也在进行紧张的准备，至于准备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是啊，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怎能不使这些中共的要员们作一次认真地反思呢？
在这一时刻，一切都应该静默下来，让理智的思维更多地伸展，因为在这里要锻造开启未来的钥匙。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柏公馆”也因遵义会议而著名，这是出资建造它的主人柏辉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看得出，当初设计“柏公馆”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是一个住宅，但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支撑屋檐的那排柱子，给人以顶天立地的感觉，像是专门为召开遵义会议而建造。
柏辉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柏公馆”，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直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人们一提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自然会想到它。
此时，“柏公馆”开始承受历史之重。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六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实际上，按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应该还有王明（在莫斯科）、项英（在瑞金）、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任弼时（随红六军团去湘西）、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病逝于瑞金）等六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只有四人，即（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生死攸关的较量（4）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还有：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